略论《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的艺术价值

神话故事、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乃至宗教题材，一直是中国绘画创作所依据的文本，绘画图本往往反映着深刻的社会价值观念。在绘画题材选择的过程中，既有先古时期遗存文本的遵循，也有新文化价值观念的融入，依凭新出现的人物故事进行绘画创作。在中国人物画题材中，“商山四皓”和“会昌九老”等有关老人图的题材便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本文试对此现象略作论述。

“商山四皓”及《商山四皓图》

“商山四皓”与“会昌九老”是中国传统的人物画题材。而将“商山四皓”与“会昌九老”在一卷上绘制，则是宋人才有的做法。据画史著录，李公麟曾经绘制过这一题材，辽宁博物馆藏有宋无款《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合卷，为南宋时期的作品，在有关此题材的卷轴画中，当是最早的纸本绘画作品了。此卷描写四皓及九老幽隐恬淡的隐居生活，四皓、九老或观棋，或远望，或拄杖，或会友，完全是当时文土家居生活的写照。笔致工谨精细，尚有李公麟白描的遗意，画风接近年益，清秀典雅。此卷宋、元、明流传过程不详，明末清初曾经黎惟敬、高鉴、钱士弘、星岩、梅清等诸家递藏，见于《石渠宝笈重编》、《石渠随笔》等画目著录。历代画目著录和流传后世的“商山四皓图”、“会昌九老”图绘多为单绘，即《商山四皓图》与《会昌九老》，为自成专题的绘画图本，与辽博所藏图本有所不同。辽宁博物馆所藏为合卷，将“商山四皓”与“会昌九老”故事两大题材作为一个共同的题材而加以描绘，忽略了近一千余年的历史间隔。这一创意确实比较罕见，但由之亦可看出，这两个故事早在两宋时期就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才有将两种题材合并为同一的创绘。

我们先看《商山四皓图》。商山四皓的典故来自于汉初故事，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日：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日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汉书王贡传》：

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山中，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这是商山四皓的最初文本。商山四皓为秦遗民，因避秦苛政而退隐山林，后被吕后用张良计将他们请出辅佐太子，从而打消了刘邦另立太子的念头。四皓的隐退与进入宫廷都获得成功，这在历代士夫文人心目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或退隐山林以去危求安，或从政以辅佐君主匡定天下，无论四皓退居林下的隐逸弈棋还是身在朝堂与君王的共出入，都成为土人可遵依的价值典范。对于后世的文人来说，四老的去危求安，暗合了他们既想实现雄心抱负又要明哲保身的心理和浑处乱世的需要，这一题材所以才成为诗文、绘画一再表述的主题。

四皓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是高隐和道德文化的象征，由于政治功业参与其中，“商山四皓”成为文人土夫政治理想的寄托，通过对四皓闲居文事的描述，借以寄托文土自身的精神抱负。

经考古发掘，人们发现了两汉时期有关《商山四皓》的绘画作品，朝鲜平壤博物馆藏有汉代彩漆绘《商山四皓》(题《南山四皓》，见林树中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一卷)、河南邓县出土南朝砖画《南山四皓》，这是最早的有关四皓的绘画作品。早在两汉时期，有关四皓的绘画图本就已经传遍祖国南北大地了。

从8世纪起，此题材的绘制在著录中也开始频繁起来，仅从《宣和画谱》著录看，流入宣和内府收藏的有关商山四皓的题材，即近二十余幅，可见其数量之多。李思训、王维、石恪、孙可元、祁序、支仲元、李公麟等人均绘制过这一作品，流传到现在的有宋人《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辽宁博物馆)、马远《商山四皓》(海外)、戴进《商山四皓》)(故宫博物院藏)、戴进《商山四皓并四聘图》五轴、吴伟《商山四皓》、萧晨《商山应聘图》等，由兹可见四皓题材在人物画题材中所占的比例。这一图本在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被重新激活，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会昌九老与《会昌九老图》

《会昌九老图》是继《商山四皓图》以来被一再绘制的又一重大的有关老人图题材，如果说《商山四皓图》是文人士夫功业理想得以成功实现的象征的话，那么，《会昌九老图》则是文人士夫致仕后优游林下的写照。

隋、唐以来，实施科举制度，文人士夫通过考试制度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这些官员在年老致仕后，政府或致仕官员个人往往根据个人的意愿，在中央或地方就地安置，时间一长，在社会上便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唐宋以来，洛阳、苏州等地是致仕官员养老的首选之地，当然绝大部分致仕的官员往往选择回原籍终老(如睢阳五老即是如此)。这一致仕情况被人们所注意，成为诗文、绘画表达的新题材。而这一情况的发生，首先源于白居易等人的会昌九老之会(《式古堂书画汇考》)曾将其资料完整地转录下来(可参阅《长庆集》、《苕溪渔隐丛话》等)：

唐九老诗并序：会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刘、郑、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余亦次焉，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会希有。因各赋诗一章以记之，或传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绝纶，同归故乡，亦来斯会，续命，书姓名年齿，写其形貌，附于图右，仍以一绝赠之。(《刘待诏九老图》)

白居易诗云：

雪作须眉云作衣，辽东华表鹤霜归。

当时一鹤犹稀有，何况今逢两令威。

此尚齿之会，年龄最大者136岁，最小者74岁，平均91岁。以平均91岁的高龄聚会确实古今稀有，以致于到会者也非常自豪：“此席不须铺锦帐，斯筵堪作画图看”，“除却一山五天竺，人间此会且应元”，这是最早反映致仕生活的“老人图”。

以“会昌九老”作为专题描绘的对象，继“商山四皓”后，在绘画上也逐渐兴盛起来，自唐至现代，此一题材始终是绵延不绝，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人物画专题。而此题材创作的繁盛，又尤以两宋为最，在所著录画家的作品中，仅刘松年被著录的即近三十幅，从中也可看出南宋对文职官员的高度重视，已经是一项贯通于南北宋的基本国策了。“会昌九老”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和绘画创作的母本也就自然地被保存下来。

唐代会昌年间致仕官员尚齿之会，延至北宋成为习俗，北宋著名的耆年之会，皆仿会昌之会为之，且绘图以传。

德治与隐逸思想和孝道观念是中国绘画史上“老人图”存在、发生的根本原因，尊老重贤的社会文化心理决定了《商山四皓图》、《会昌九老图》、《寿星图》、《五老图》、《九如图》、《南极老人图》等图绘的历史性存在。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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