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写生——伴随了亚明先生艺术奋进之路的一生

综观中外绘画史，昔往所有史载的具有创造性贡献的卓越现实主义画家，及所有以当时之名而后光照艺林的各个画派，寻其路迹，多数可以称之为“写生派画家”或“写生派画派”。速写、写生--伴随了亚明先生艺术奋进之路的一生。2004年5月20日，亚明先生的家属又向合肥亚明艺术馆捐赠了七十余幅亚明先生生前的速写之作。这些作品的部分内容为1983年9月，亚明先生随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芬兰、挪威、瑞典、冰岛、丹麦、苏联、德国等国家时所作；也有一部分是他行旅皖南等地写生时随手所画。

每个新的时代，总是会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提出新的要求，这是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对文化新发展的需要。亚明先生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成就了他献身的事业，也在艺术上成就了自己。亚明先生以前捐赠给合肥的许多异域主题的画作，有的就是以这些速写为原本的。用中国传统笔墨别有意韵的抒写别国风情，是亚明先生此生中国画创作中一个闪光的重要部分；此次捐赠的速写画作，对深入研究亚明先生的艺术创作思想，可说是十分珍贵的。

1949年春，亚明先生由军队转入地方后，于1953年初从无锡苏南行署调至南京，开始了他领导江苏美术界及此后筹建江苏国画院、江苏美协，昌盛江苏美术的不懈努力；今天江苏某些人说的所谓“江苏美术大省”，可以说就是自亚明先生掌控江苏美术队伍后，调动各方面支持因素，团结省内新老画家而全力拓展实现的。亚明先生是自觉的“写生派画家”。1983年上半年，我陪亚明先生去福建写生，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亚明先生的一位上级领导，他对我说，那时真看不出亚明是日后成为大师的料子，当时我们部队里有许多从上海来的已很有名声的画家，洋气的很，都比亚明强多了；不过，亚明的刻苦勤奋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每次遇见他，总看到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些纸钉成小本子在画速写，部队开拨到哪儿，他就画到哪儿。现在看来，当时那些有名的画家后来都不如亚明有成就，他成了我们新四军和三野走出来的最有名望的中国画家。

1953年后，江苏美术迅速大发展、大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是江苏的中国画新作以空前的姿态，在1958年11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被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美协向全国重点推介。随后，1959年1月，《江苏省国画展览》在京展出。这个展览一时成为轰动首都和全国画坛的大事。“中国国画家大步前进的轩昂气魄，标志着中国优秀的民族绘画传统革命的新阶段，展现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国画艺术的广阔前景”。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理论界把最靓丽、最有鼓动性的语言，热切奉献给了江苏的国画家。

中国的现代美术史，可说是侧面的中国政治史，一位政治能力与艺术思想水平齐备的优秀领导者，对一个地区的文化艺术发展，在以往背景下，无疑是太重要了。就那时而言，江苏的中国画队伍从整体力量上说，是逊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然而千年传统的中国画由旧形态向新时代的整体大变革，却是由江苏开端，并取得硕果业绩的，用当时报刊杂志上的语句来说：“在执行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国画的光荣任务中，江苏国画家在全国打了先锋”。

中国画是以世代相传创造的文化成就积累为传统，而传统又以不断新创进行其文化生命延续的；传统若无继续新创，便会荒芜干枯，更难以再行传承统合。一个民族总是以不断传承统合的文化精神凝聚人民大众，而立于永远的不败之地的。不管从哪个方面说，亚明先生都是以往那个历史时期，全国瞩目的江苏现代美术大发展的关键人物和决策领导者。

立足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新的时代辉煌，作为亚明先生推进江苏美术工作及实现自身价值的不变现实主义的文化理念，他是始终不曾动摇的；向传统学习和向新的社会生活求索，更是他紧紧把握的两个方面。亚明先生“传统与生活不可分离”的艺术观，已被历史证明，这是生成新的时代艺术及新世优秀画家的可行、可贵法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学画没有拜过师，也没有上过正儿八经的美术学校，我是把传统和生活作为自己的老师，不断借鉴和求教，而有一点作为的”。

亚明先生的第一本速写集，是他1953年6月受中国政府之命出访苏联归来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新中国建国后，为数不多的中国画家描绘他国景物的首本速写画册。亚明先生的访苏之行，以外作用因素，使他充分认识到中国画在新时代的光明前景，也奠定了他迈入中国画创作的决心，并为之奋斗了五十年。

20世纪50年代始，亚明先生自己，并大力组织全省骨干美术作者不断深入江苏各地，在切实的社会和艺术生活的实践中，认识学习传统的必须，承继发展的必然，取中外之精华，辟新路于当今，进而为全国中国画新的时代性迈进，积累了许多成功和可取的经验。他那些五十年代深入工矿、农村后，以写生、速写为初稿而创制的“货郎图”、“太湖晨雾”、“炼钢工人”等中国画作，一时惊叹了正在苦苦寻求中国画新创的各路同行。在“炼钢工人”的组画中，他以写山水画的构图和笔墨去意会、落笔人物、厂景，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绝精妙艺术之华，这许多作品，在今天看来，仍可为时代之杰作。而他那些取自苏州农村妇女清丽形象的画作，更是引动了全国各画种画家纷纷前往甪直采风图画。此时的江苏美术界真可谓是“一片生机”。“向生活求索”，就是面向时代，以“速写和写生”的手段，去写新的社会百态，写自然山川的造化之变，在“写新景”中自悟、自觉、自省、自变，进而实现画家自身合乎时代的艺术思想的转化，以及中国画精神品格、笔墨意趣的脱胎重生；“速写、写生”从深处来说，并不仅仅是在生活中去搜集创作素材。

1960年9月，新建江苏国画院画家的“二万三千里写生”之行，就是亚明先生一贯倡导“传统与生活都不可缺”理念的继续。亚明先生说过：“画院刚成立，怎么搞，谁也不知道，可省委雄心很大，要求很高，这画院搞好搞不好，责任都在我，不会去找这个老那个老的，而当时组成画院的多数老画家，虽各有程式套套，却是北面从未过长江，南面从未过钱塘（江），有些人连黄山啥样都没见过，别说去认识什么新时代了。

此”二万三千里“之行，在历时90天结束后的1960年12月10日返归南京，5天后，他们急速以众画家旅途所作的160幅作品，向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汇报，省委当即决定：15天后，跨元旦在南京展出。四个月后的1961年5月2日，又依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宣部指示，将”二万三千里“之行作品140幅以”山河新貌“之名，展出于北京中国美术馆。江苏中国画创作在这样短的时间中，以团队精神，集体冲击，为中国画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这不能不为中央和全国画界瞩目。”亚明先生是一个“做事就要做成功”的人，在他的主张、组织、领导下，“江苏国画工作团”一行十三人，在“全国大困难”的形势下，路经南北六省，心阅高原雄姿、南国秀色、以往沧桑、今之巨变，傅、余、张、钱、丁诸老，魏、宋诸画家无不为所行、所睹而振奋。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二万三千里”之行的筹划、组织者、领导者亚明先生出席在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文艺工作座谈会”，把江苏新中国画划时代的成就和经验，推向全国。会上，亚明先生“既合中央的时代性要求，又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亚明先生在江苏国画院建院后，作为党的负责人，他一直强调“笔墨之新，来自画家思想的新认识，我们的思想必须要跟上这个新的时代，要在思想上先来个新的转变，而这个转变是要通过不断地深入生活，与时代合一来实现的”；进而，亚明先生叙谈的“笔墨当随时代”的话语（据当时江苏美术界负责人之一吴俊发先生回忆资料），一时成了江苏画家有关中国画创新问题的常说词句，且流传至今。“二万三千里之行”并不是亚明先生倡导“传统与生活紧密结合”艺术创作思想的终结。文革后期，亚明先生在中共江苏省委大力支持下，第二次重新组建江苏国画院，并建议钱松嵒先生任院长、亚明先生仍作为书记实际主持工作后，便又不断再行组织江苏画家们的各种写生活动。“三湘四水行”、“东北行”、“西北行”、“西南行”、“皖南行”、“江南行”，本省的、国外的、老年的、青年的、院内的、院外的，可谓屡出不穷，直到他卧床不起，与世长辞。“传统、生活”，“写生、速写”，一直被亚明先生认为是“出好作品、出新作品、出优秀人才”的法宝而终生不弃。

《山河新貌》画展，是江苏美术界，继1959年1月《江苏国画展》于北京展出后，又一次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画坛爆出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也正是这个展览，使所谓的“新金陵画派”的诞生成为可能，并在以后被写入了中国的现代美术史。“新金陵画派”为中国画世代千年后的振兴和跨越添加了熠熠光彩。亚明先生於此功不可没，他就是“新金陵画派”的首要创行者。争取艺术的时代性新变，当应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借鉴，并在诸多教训中，去选择适应当下这个时空发展行进的举措。文革前的“文艺整风”和“文革”中，有人说亚明先生组织领导的“二万三千里之行”是“游山玩水、蜻蜓点水、加点油水”的“三水”黑活动，因之把“二万三千里之行”作为亚明的修正主义罪过之一；而今，却又有人把“二万三千里之行”说成了是别的哪个人的大功，我想这种历史的不公和偏见是应该被事实纠正，而不应该被某些人再延续下去的，曲解历史的不正文风和德行早就该停止了。

亚明先生的中国画之作，更在时代大流中与时俱进，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北京的一位领导对亚明先生在《山河新貌》中的作品赞曰：落尽当年桃李花，杏红染出满天霞，诗人何必“听春雨”，领略江南学画家。亚明先生的中国画之作和江苏新国画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立体性走红全国。亚明先生遗留下来的速写作品，见证了他的艺术实践之路、艺术求索之路、艺术成功之路，也见证了他人生的顺境和逆境之路。亚明先生离世后，黄永玉先生曾动情地说过，亚明的去世，是江苏和中国美术界的大事，他对全国美术事业的发展是有极大贡献的，对这个人是应该很好研究的，他不是科班出身，而创造了很高的成就，他为我们驻日使馆画的那幅大画，是我见过的古今画三峡最好的画。今天，我们面对亚明先生这些速写作品，面对他那些由速写演化成的一幅幅中国画出众画作，不会不有一个个深刻的思考；他的为人、为艺、趣事、遭遇，也将会是中国美术界一个长久思索和谈论的话题。他的人生不容易，他所创造的成就更不容易。为以前，也为以后，我们应该记住那些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有过巨大功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