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鲜亮的颜色来抵消沉闷的历史感——祁志龙

图：祁志龙作品



高岭：你的绘画形象许多年来始终离不开女兵，作品在服装、肤色乃至整个造型语言色调上，传达出三十多年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忆，这可能和你所经历的视觉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我觉得又和九十年代以来的消费形象有必然的联系。可不可以请你在这方面做一个介绍。
祁志龙：我刚开始画戴军帽的女孩时，我是画完一遍，用水砂纸打磨一遍，我要画面是光的，要有光洁的效果，有照片的那种效果。我的画都是用透明的画法画出来的，都是一层一层地染出来的。画面色彩和文革色彩有一些接近，但是我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很古典的一面，我在素描的含蓄方面是和文革时期苏派的画法不一样的。这种东西体现了油画的一种质感，就是说，在技术上，还是体现了和文革时期不一样的东西，超越了那时期的某些东西。
从观念上来讲，我是反记忆的。为什么我要用很鲜艳的色彩，其实不是回到过去的色彩，而是通过鲜艳的色彩来抵消这种历史感。历史感在色彩上的反应总是沉闷的，灰色的，尤其是文革时期，我们去回忆时，会把色彩变暗，或者变灰，使人感到历史的沉重和有深度，我想用鲜艳的色彩来抵消这些。
还有就是表情，我把一个很世俗、很表面的涉世未深的女孩形象处理成类似于文革时期的一个图像，其实这里边也有反历史的一种效果。刻意的追求平面化，目的就是提示给观众我有非常明确的想法。我画文革题材，好象有点和自己的经历相悖，其实不是那样的，每一代人对历史都有一个当下的看法，并不是要去回忆那段历史，其实我是把握当下的一个社会形态，当下的社会形态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就认为是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去表现。如果你现在要画类似于高小华的《为什么》，那是很可笑的，那种艺术属于80年代初，那个时候人们都在很严肃的反思，才会出现这样的作品。我们的作品产生的背景是一个商业化的背景，当然还有一个全球化的背景，这种全球化的背景另一种说法就是后殖民。很多人说，你们画画的人就是用他者的眼光来画画，就是说符合了外国人希望看到的中国形象。可是这些人忘了这样问题，即为什么这个东西不可替代，成为历史的一个必然呢，说明它有一个本土的生存根基，并不是说是画给西方人看的。90年代的这些图像，尽管是先被西方人认可的，不过最后还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本土文化当中被认可，被承认。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没有其他东西可替代，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更准确表达出当时的历史。所以说这些东西虽然有可能带有后殖民的色彩，但那是中国文化的必然。

高岭：你的意思是说，文革这种经历，对于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人都应该有，因为文革十年正是他们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了。不论是文革，还是文革以前，从49年到76年间，27年来社会主义的视觉经验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资源，对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人来说都是有很深的影响的。那么你对这种资源呢，并不是完全的复制，在90年代以后，你是完全要表达你自己当时的心情，当时的环境是一个市场经济，人们刚刚开始使用消费这个词（80年代是没有这个词的）。当这种现象和新鲜的事物不断出现的时候，我们身在其中，肯定要用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和资源（包括视觉资源）来和现实中的体验做一些对比，在比较中间，你没有选择文革时期的真实的女红卫兵，你只是想表达你当时的心情，这和高小华那代人画的《为什么》等作品追求与现实生活中间的原型接近，是不一样的。
祁志龙：有一本书评论我的时候，说我画的是既不存在于过去又不存在于现在的人，实际上，我做的就是这样的事，虚拟的形象，你说她属于现在，却戴着老式军帽；你说她属于过去，她的表情肯定不属于大家记忆中的那种过去的表情，这完全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他说这是我的弱点，可这恰恰是我刚好想要追求的。我觉得这符合我作为艺术家的角色，我怎么来创造出一个形象，怎么扮演好在这个时代里的艺术家的角色，或许这正是我有所作为的一面。

高岭：这种形象实际上是脱离当时的现实的，是你再造的形象，它在表情，肤色，眼神，轮廓方面似乎更符合当代时尚的审美标准。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画女孩的辫子，可那个时代好像扎辫子是不多的。我认为你在把不同时空中的服装、道具有意识地融合在一起。
祁志龙：为什么我要画辫子呢？从画面上来讲，辫子更有表现力，而且辫子更有小资情调，我就要刻意突出这种小资情调。过去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发式，就是剪发到耳根，那种发型其实很革命，但没有小资情调。我恰好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一个反差。在毛泽东时期，他最反对的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小资本主义，小资情节，我就用辫子对历史的这种情节进行反讽。

高岭：除了要表达一种反讽的意思，你自己还有其它的一些想法吗？
祁志龙：其实这种女兵形象系列和我此前的消费形象系列是有连贯性的思路的，都是对消费社会的认识。在消费形象系列里，我认为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为一个视觉消费品。花可以是消费品，人也可以是消费品了，当时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成为消费品了，所以我就画了消费形象这一系列作品。现在看来，那时的作品更直白，很波普的语言，受美国波普的影响直接一些。到了95年以后，我觉得消费形象不论是从方法还是观念上都没有很完整的表达出我内在的想法，我开始觉得消费形象的表达不够了，然后开始转变到新的图式，就是军帽女孩系列。从近几年的创作看，我觉得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传统的联系多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影响，这些更符合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高岭：在消费形象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的色彩比较艳，色彩灵感更多的来自于民间艺术，倾向于夸张和艳丽，以此来表现当时人们对消费、对物质的欲望，表达的更直接一些。到后来的戴军帽女孩，色彩上没有消费形象系列那么夸张，但是还是有一些联系的。消费形象的色彩是几个块面平涂的，强调的是块、面的效果。戴军帽的女孩虽然还是有一些块、面的感觉，但是有更多的细节在里边，不过色调基本上还是没有大变化的。就是说更加强调绘画语言的个人性，多了一些手工绘画性，要比消费形象更细腻些。
祁志龙：你说的这个恰好是很重要的一点。早期的消费形象是观念大于形式的，对观念的考虑大于手段，这也是我不能把这个手段长期保持下去的原因，我受的教育，我的内心还是希望把观念和手段融合在一起。我希望我的画面能够达到更耐看的效果，这更能符合我的性格，我觉得我后来的转向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高岭：在戴军帽的女孩系列，你对人物形象的表现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
祁志龙：其实要表现文革时期女性很美的题材过去也有，比如何多苓84年的一个作品，画的一个女孩坐在一个礁石上面，我觉得那是表现文革女性美的极致作品。不过仍然属于伤痕美术的范畴，就说她的这种美深深地刻上了伤痕，或者说是人对那个时代的的沉重心情，有这样一种感受在里边。而我的东西是刻意地把这些东西剔除掉，使这个形象乍看起来像文革的一个形象，可实际上，用俗一点的语言说就是一个“尤物”，就是供大家欣赏的一个东西。这种刻意的表现，你可能会说是浅薄，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它发展成这个样子了，我不可能回头去画真正文革时代那种美了，那是有人做过的事情，我没必要再去做。

高岭：也就是说你想要把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女英雄人物、女劳动模范那种崇高感消解掉（过去画女性都是塑造英雄的那种方式），你把她变为一种可以消费、可以亲近、类似于一种尤物的东西，可以去想象，带有一种今天人的想法来理解画面中的人物。她是今天的人，但穿着过去的衣服。看着她，是不是让你有物是人非的感觉。这里的“物”是指衣服、帽子等装束性、身份性的东西。
祁志龙：物是人非总是伴随有一种感慨，背后是对时光荏苒的一种无可奈何，但我的作品没有这些，我的作品其实就是让人从历史当中跑出来，不再去对历史进行深度挖掘。从中摘取的也仅仅是女性在历史中扮演的一个最基本的角色，可以被男人欣赏，可以是一个尤物，甚至可能还带有情色的意味。

高岭：也就是说，你把毛泽东时代人物绘画的寓意和语境抽空掉了。你要让历史变浅。
祁志龙：对，只是保留它的符号形式。对深度历史做一个背叛。

高岭：但是这个浅，依然保留了画面的很多趣味性，比如笔触，手工性。如果单纯是一个浅，那就平面化、苍白。你的画面，我觉得人物的确是尤物，但是我个人认为她的内心不完全是苍白的，如果你想要追求苍白的内心世界的话，恐怕要用另外的画法。
祁志龙：这个是由评论家来说的，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我自己作为艺术家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这个内心深厚的东西并不是说我要表达出来，我要说给别人，而是在笔触里，在造型上自然流露出来。我个人画的作品，就是想要表达一种浅显。就是把女性的形象从历史中，政治中，灾难中抽离出来，变成美的，甚至可以是使你有情色想象的一个对象。

高岭：现在有很多人在画和你类似题材的作品，当然不一定是戴军帽的女孩，别的形式的女孩，用相关的形式来表现文革时期的一些服装呀，毛时期的道具呀，或者是一些场景，你如何来看待这些现象？
祁志龙：我把握的是消费社会的事，是一个消费的概念，我想通过我的作品给人提示出一个消费社会的图像，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概括一个消费时代，而且这个消费时代，不单单是画一个美女，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呢？必须有自己的深入思考。中国完完全全的消费形象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背后始终有一个强大的东西在支撑着、控制着。象征也好，文革的绿军装也好，形象很颓废的或者是画裸露身体某一个部位的女性也好，这些完全不是对消费社会的准确把握，它只是利用了政治的一种噱头，或者是历史符号的一些噱头，这些和当代没有任何关系。

高岭：如何从自己切身的思考出发，来理解毛泽东时期的视觉符号资源，这是评价艺术家作品是否有效，是否有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现在有人再来简单地复制毛泽东时期、文革时期的一些场景、服装，这只能是属于我们说的革命历史画，根本不是当代艺术。如果是当代艺术，必须转换成自己的视觉语言，首先考核的是他的视觉语言的有效性，这个视觉语言的当下性，这个当下性如何转换成符合自己的东西，否则就是迎合市场或者说是一种猎奇。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祁志龙：网上有帖子说，祁老师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符号资源。符号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用这个符号表达得是否准确，你不是为了符号而符号，这就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这就是符号之外的东西，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表达出来你感同身受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作品和别人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很多人的作品里都明显带有猎奇性，我的作品就没有这些。表面上我刻意地剔除这种深度感也好、历史感也好，但事实上我体内所拥有的人文气质，我的知识给我带来的人文性，在我的笔触里自然地流露出来，很自然地就把我的内涵放进去了。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尤物”，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一个文化的视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