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专访:对中国女性的阐释

记者：喻红老师，您好。现在，您已经是很有声誉的女性艺术家。能对您开始从事油画艺术创作到现在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期吗?

喻红： 1988年毕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那时候画了很多我的同学、朋友，画他们那个年龄时代青春的焦虑和处境。这样的作品画了大约有四五年的时间，从1988年到1993年。这应该是最早的阶段。“目击成长”这个主题是从1999年开始创作的，这个主题创作了三年的时间，从1999年到2002年，同时这个主题还做了几个比较大的巡回展览。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她》系列。这个系列我主要表现的是女性题，画了很多不同身份的女性的处境。从2007年开始，自己开始创作与古代传统经典有关的作品，今年在广东的展览也是对这段时期创作成果的一个呈现。

记者：在《时间内外》这个展览中，主要展出您在2007到2008两年创作的作品：《春恋图》和《天梯》。在两幅作品中都能感受到您从西方或者中国的传统图式中借鉴了一些因素。如在作品《春恋图》中您明显借鉴中国传统国画《捣练图》的构造模式来组织画面，请谈一下您为什么选择在油画中借鉴中国古代传统经典的形式?

喻红：自己以前就很喜欢古代经典艺术作品。经过一段时间年龄的积淀之后，更觉得传统对自己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所以开始选择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创作它，在保持经典的画面结构的同时用现代的人物形象、现代的语言方式重新绘画，通过这种方式让我的油画语言与古代的经典产生一种对话。

记者：《春恋图》这幅作品的背景您采用了黄色，为什么选择“黄色”作为画面的背景颜色?这种颜色有寓意性吗?

喻红：《春恋图》借鉴的是中国传统国画《捣练图》的画面结构。《捣练图》是中国唐代的国画作品，而且这幅画也是画在绢上的。在《春恋图》中我选择了金色的背景是为了与《捣练图》的绢的颜色相呼应。

记者：在《春恋图》中您描绘了很多现代女性形象，这些人物是否具有典型性的含义吗?

喻红：在这幅画中的每个人物是不同的，但是我不喜欢用典型性这个词来形容每个人物的特征。没有人是能够代表一群人的。你能看到，画面左边的女孩是个台湾的槟榔女，她穿的很暴露。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人物表现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形象。这副画面上的人物都是有真实原型的。画面右面躺着的女人是我的一个朋友，画的是她喝了酒之后很high的样子。

记者：作为当代油画艺术家，您如何理解当下自己的创作状态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喻红：在《春恋图》中我运用了《捣练图》的结构，也仅仅是画面上的结构。《捣练图》画的是古代宫廷妇女作丝绸的过程，而我现在画的是现代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且，在画面上是没有与传统相似的那种叙事关系的。我在现在的画面中希望再现的是一些生活的碎片，而且是当代生活的碎片。

记者：我感觉这幅画中每个人物都处在一种很陌生的环境中?

喻红：这里没有叙事性的存在，所以会显得陌生。

记者：您每次开始一个阶段的创作都是有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主题然后开始的吗?

喻红：我经常是以一个主题开始，画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想，我下面开始画什么。当然，这样的设想也都是在自己的创作中发生的。这是一个很慢的积累以及思考的结果。

记者：可以说您是一位成功的人物画家，相信您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人性也会有很多感触与思考，通过您这些年的观察，您对中国人的变化有何更加深刻的认识?

喻红：在我的《目击成长》中，我再现的就是自己六十年代出生一直到现在的经历，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通过一种个人的线索再现一个社会的变化。我喜欢这种比较个人化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方式又不仅仅指个人的私秘话语，非自言自语式的。虽然方式是个人化的，但是，还是有一个丰富的文化以及社会内涵。因为，中国从六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从一元化社会到多元的经济发展。在三十当中，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也使人在短期内承受着更多的心理以及生活上的压力。人性，也会相应变得更加丰富与复杂，甚至人在这种变化中表现为一种扭曲的状态。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能够让人们看到这种人性的变化。

记者：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国人精神的纠结是什么呢?

喻红：我认为现代人面临的最主要困境是心理的，而且很难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在承受每天的变化：今天房价涨了，明天经济危机了，后天地震了，这些都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但是，同样也与每个人的历史有关系，每个人的成长都与国家、社会有很多关系。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在这几十年当中人性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和困境在其他的社会当中不是太多见。

记者：在“时间内外”展览中还有您另外一件重要作品《天梯》，请您简单谈谈这幅作品的创作。

喻红：《天梯》源自于一幅宗教作品。几年前在一个书店里看到的一本画册中的一幅祭坛画。画面上部描绘的是天堂，下面是地狱，修士们通过梯子在向天堂爬的过程当中有的会因为种种原因掉进地狱。当时看到这幅画我就很喜欢。因为很多表现最后审判题材的宗教画使用的是云彩、天使之类的图像，在宗教画中出现梯子的形象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感觉将这样的形式用在表现当下中国的现实境况还是很有代表性。

记者：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您感觉西方女性艺术与中国女性艺术的区别有哪些?

喻红：可以肯定的说，中西方女性艺术是非常不一样。中国的女性艺术实质上是对女性处境的一种直接反映，而西方的女性处境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五四时期，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之后，很多开明人士主动提出解放女性，中国的女性解放是由男性提出来的，而不是女性。但是在西方，女性在争取工作权利，选举权利，这些都是女性自己提出来的。中国女性在解放以后，表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中国男性和女性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在西方完全不同，女性是通过游行而争取来的权利。中国的女性问题从深层来讲是很严重的。表面上看，女性与男性一样同样受教育，有工作权利，有选举权，同工同酬。但是，实际上，社会有很多潜规则，女性可以在上学阶段受到比较平等的待遇，但是，到了工作以后，女性受到的待遇要远远不如男性。西方也是这样，但是西方总体来讲也会有性别，但是，西方能够在政府或者大的企业有女性的领导，但是中国几乎很少女性领导，而且非常少。

记者：中国女性解放是由男性提出的，女性本身对独立的自觉性还是很成问题的。

喻红：在中国，大部分人不认为女性是有问题。因为在表面上都很好，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女性这种处境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大部分女性不太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女性对自己处境的问题意识还不够主动，或者强烈的愿望还不突出。

记者：您的画面中有女权主义色彩吗?

喻红：我认为，中国和西方完全是两种状态，女权主义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研究，但是，真正能称起来女权主义的人很少，女权主义是要有战斗性的，在中国没有，但是，中国女性在生存处境上确实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在作品中也会体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如在《目击成长》里面就有包括女性的失业、下岗这些问题表现。

记者：您是女权主义者吗?

喻红：我不喜欢“主义”，什么东西变成“主义”就比较危险。

记者：在您的创作中经常出现赵波这个人，您为什么会选择她进入您的画面?

喻红：她有她的特点，很聪明、漂亮、敏感、脆弱，在她身上也能看到现代人的焦虑症。现代人遇到这样纷繁的处境，人和人的关系她可能把握的特别合适，永远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

记者：您感觉西方人如何看待走出去的中国当代艺术?

喻红：中国艺术家去西方参加展览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很受关注。他们更关心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反映了很多当代的现实生活。很多人对中国当代并不了解，所以，很愿意通过艺术家的作品了解中国，总体来说，艺术家其实变为一种政治。中国艺术在西方受到关注更主要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几年发展速度之快，他们更想关心中国是怎么样，而不是艺术本身。

记者：您认为，现在从中国走出去的艺术家，在国外参展的艺术家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当代现实?

喻红：中国是一个概念，中国有很多东西：“家具”，“刺绣”，“毛泽东”。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艺术家选择什么其实是反映你的价值观，世界观。中国的符号很多：一个桌子、一个包、一个街景。对于这么多的选择主要看艺术家如何取舍。有的人可能对图像这种概念或者其他有兴趣，而我还是对人比较感兴趣，我喜欢研究人，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而是对普遍的人性感兴趣。我画了很多身份的女性，也不是仅仅谈一个女性问题，女性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谈，但是，她也是人性，也是人的一部分，所以，我讨论的更多是普遍人性的问题。比如，《春恋图》中的槟榔女，她代表了社会中的一类人，生活在社会中底层的人。或者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