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中，大写意作品常常被人看作是文人情绪的抒写，尤其是在古代，大写意甚至被看作带有消极的负面效应，这似乎与正规院体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宗旨相背离。事实真是这样吗？
大写意是文人画的一种，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文人画最早始于王维，山水之变，水墨渲淡；宋代在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一批文人推动下形成了流派。在元代，文人对现实不满，借绘画发泄自己的愤懑情绪，大写意文人画成为主流绘画。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家，对图像把握不精准，故而需用诗作解。这些作品并不追求绘画的形式美，不需要观众的欣赏，只追求情绪的主观表达。
封建社会中文人风骨与统治阶级的对立，是大写意文人画形成的背景因素之一。中国文人自古高洁，思想独立，有着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的志气，不屑于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如果是昏庸之世，更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为其唱赞歌。在统治阶级看来，这些文人有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靠画画闹情绪是无病呻吟，所以从诞生开始，大写意文人画就被贴上了负面效应的标签。
但事实上，古代文人并不像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的那样消极，他们才情满腹，思想独立，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当不能达到自己的志向时，往往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道家的生活方式，他们遁迹山水之间，回避世事，过着书画琴茶、清平乐道的生活，如荆浩、李成、范宽、黄公望，他们归隐山水，在山水中养就了一身浩然之气，留下了流芳后世的诗画作品，这也是中国道家思想在绘画艺术上的结晶。明清时期的徐渭、陈淳、石涛、八大，近代吴昌硕的大写意花鸟、山水画，齐白石的红花墨叶大写意，皆具古老的艺术哲学精神，反而对社会、历史和文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封建统治阶级与古代文人站位不同，看待事物的结果也不同。文人中不乏忧国忧民之士，如苏东坡、王冕、郑板桥等，做官都不愿逢迎，却关心人民疾苦，如郑板桥喜欢画竹、石、兰等，他在潍县做县令时，作过一首题画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充分表现了他关注底层人民生活的情怀。所以说大写意文人画有负面效应的说法是很有局限性的。
从哲学角度看，大写意是一种表现主义。表现主义强调艺术家主观的重要性，强调艺术形象要异于客观物象，着重表现艺术家的内心情感，而忽视对描写对象的摹写，往往表现为对现实的强化或夸张。
大写意既是高度自我的艺术，又是高度忘我的艺术。大写意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关注的是人的本体、生命的价值和真实所在等哲学问题。黄公望、徐渭、陈淳、八大等人的大写意作品，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生命的元真气象的课题。如果说诗是语言的精华，那么大写意就是中国画中的精髓，体现了文人高洁的品格、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仁爱的道德情怀，流淌着以诗词为魂魄的魅力，含有金石韵味的书法风度，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文化国粹。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社会阶级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几千年的皇权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成为社会的中心。那么，什么样的大写意作品才能适应当代社会需要呢？
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提出了“走出象牙塔，来到十字街头”，到人民中间，以平等的视线看待人民和生活，以写生改造中国画的创作实践，他的艺术实践打破了千百年来中国画以统治阶级为主体的局面。赵望云的艺术推崇“民权”，以“民权”代替了“神权”和“王权”，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画的发展。
长安画派的天才巨匠石鲁以狂放不羁、奇崛刚劲、野怪乱黑的骑士精神而特立独行，走出了文人画的闲散淡逸的书香阁楼，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书写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的“以神写形”的观念、充满金石气质的大手笔，将他的大写意与传统文人画拉开了距离。
长安画派为我们开创了大写意创新的榜样。新时代需要对大写意进行继承和发扬，需要出现更多“为人民立传，为人民立德”的大写意作品。
首先，新时代需要接地气的大写意。虽然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艺术表现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但是新时代的大写意表现自我、传达思想和精神的核心不变。画家要站在人民中间，只有与人民的感情相通，与人民的生活共情，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作品才能被观众看懂，才有价值和生命力。
不管是人物、花鸟，还是山水大写意，反映的都应当是人民的形象和人民的意志。所以画家要走到人民中去，避免把目光局限在个人的得失上，只在书案上描摹那些惆怅消极、脱离实际、泥古不化的作品。如当代画家李世南的《开采光明的人》，写实的人物辅以夸张变形的画法，水墨与色彩并用，笔法简括有力，笔触豪放，表现出煤矿工人奉献青春、照亮他人的情怀。这幅作品体现出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表现主义的审美观念，从画中能充分感受到作者胸中的情感，笔下才会有这样的精神溢彩。
其次，新时代需要“正大气象”、陶冶人精神的大写意。当代文艺要“守正创新”，“正”代表传统、正气，代表着中国形象和民族气派，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根基。孟子云“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正大气象”就是要表现民族气质，表现中国精神的伟大，人民人格的崇高；同时“正大气象”要发挥大写意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博大精深，不拘一法的笔墨精神和创新精神。如当代画家王西京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巨制《黄河，母亲河》，描绘了黄河蜿蜒曲折、一往无前、气势磅礴的形象，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和精神史诗般的表现。
时代同时需要有深刻思想和创新精神的大写意。大写意是一种修养，要有高度、个性和创新，它的诗意气质是画家文史哲艺等文化修养内化后的精神表现，从写实到写意，形、神、道、教、无——形、神是大象无形，得鱼忘筌；道是求其本质，求其本源；超出形、神，产生不同学说为教，道、教是超象、超色彩、超时代、超画种、超材料的，以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最终进入大美为真的境界。
故此大写意应该超越形神论，需要深层思考，深度挖掘和创新。比如当代画家袁武的《抗联组画——生存》，描绘了在深雪中行进的东北抗日联军，塑造了一批饥寒交迫、弹尽粮绝而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普通战士。画面追求形、神的突破，运用了没骨画法，人物脸部歪曲、变形，以夸张的手法写出，突破了中国画固有手法与形式语言，强烈的墨色对比给观者带来视觉震撼，画面透露出一种新时代特有的崇高感和气氛感。当代画家郭全忠的《南泥湾记忆》，是用中国画大写意表现红色题材的一种创新，艰苦卓绝的斗争场面，流淌着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和文人素养，这是画家与那个岁月及先辈们的共情，激励着世人。
这些优秀的当代大写意作品以中国画创新的笔墨精神、深刻的哲学思考，抒写人民胸臆，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正是新时代所需要的大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