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入画，并非偶然。牡丹入画的历史与花鸟画的发展历程基本相合，更与时代的社会风气、文人心态、民风民俗等影响下的文学艺术发展息息相关。早期，牡丹仅作为药材入史籍。随着唐宋牡丹种植栽培、园艺观赏的兴起，牡丹作为一种审美意象走进文人雅士和民间文化群体之中。诗赏牡丹，既是对不同时代牡丹审美文化的直接反映，更是与牡丹在绘画中的寓意内涵变化相互映衬。“不取其姿，而取其意，不取其意，而取其德”，文人在诗中比德写意，彰显牡丹的品格风神，以诗入画，借诗读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牡丹作为文化符号，是如何从富贵昌盛、奢华繁荣的象征之意，上升为雍容大度、高洁清雅的品性之德，更能感受到诗书画一体的文化内蕴。
国色朝酣酒
天香夜染衣
——唐代牡丹文化的兴起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期。“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出自唐代诗人李正封之笔，为牡丹冠上“国色天香”之名。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李白《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当庭始觉春风贵，带雨方知国色寒”（罗隐《牡丹》）。隋唐有载，牡丹成为皇家园林植物，更出现牡丹专类园。而宫廷贵族群体对牡丹的喜爱与推崇，也使牡丹国色天香之姿上升到富贵花王的地位，并通过文人墨客的诗歌、音律、绘画等不同艺术形式的加持，成为唐代全盛时期的锦上之花。《全唐诗》中收录中唐之后牡丹题材的诗词赋就有百余首。“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赏花之风在文化浪潮下从宫廷贵族扩展到一般士大夫之家，也在民间流行开来。
这一时期，文人雅士们吟牡丹，多是状其貌、摹其态、叹其香、赞其色、赏其韵、述其品，或用其他花卉反衬牡丹花中之王地位，或用美人典故夸张牡丹的色艳香浓。牡丹的物色之美在自上而下的推崇之风中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周昉的传世名作《簪花仕女图》中，仕女头上所簪与扇面所绘牡丹，正是这一时期牡丹文化成形并兴起的证明之一。
春欲尽
日迟迟
牡丹时
——晚唐五代
牡丹的
积蓄之力
晚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在这纷扰的岁月里，牡丹却以一种坚韧不拔的姿态，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未来的绽放。“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欧阳炯《三字令·春欲尽》中的牡丹，依旧因殿春开放的生物特性而成为引申意象。五代时期，诗赏之外，牡丹甚至开始成为花馔，进入饮食。“越窑青瓷开牡丹”，经过唐代的兴起，五代时期的越窑和耀州窑作为南北两大青瓷窑场，开始生产各类刻有牡丹花纹的瓷器。牡丹纹作为当时流行的纹饰之一，为青瓷增添了几分国色天香的风韵。不论是花馔还是牡丹纹青瓷，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饮食文化、瓷器艺术等领域，都显示着牡丹作为社会审美风尚的代表之一，其地位从未因社会变动而改变。
在这一时期，牡丹作为一个独立的绘画题材被确立起来。五代画家滕昌佑的《牡丹图》运用勾勒晕染之法，将牡丹之雍容华贵、艳压群芳展现得淋漓尽致；徐熙的牡丹画注重“墨骨”，略施丹粉，以墨为格，骨气风神为古今绝笔，画风清雅，给人以野逸之感；黄筌的牡丹画则追求精谨工细，敷色浓艳，尽可能地突出牡丹的精微、逼真，同时也赋予牡丹一种宫廷皇权的象征……边鸾、滕昌佑、于兢、黄筌、徐熙等院体内外杰出花鸟画家的牡丹题材绘画作品，形神俱佳，而且以黄、徐二人为代表，开创了典雅繁华、精工艳丽的富贵之风和清雅隽秀、潇散朴野的野逸之风。可以说五代时期牡丹绘画的风格确立和题材选择，对北宋乃至后世的牡丹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待得群花过后
一番风露晓妆新
——北宋牡丹审美认识的深化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皮日休《牡丹》），尽管牡丹在唐代已经广受喜爱，但牡丹花王之名直到宋朝才真正确立。
随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牡丹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花卉。无论上下，都流行借草木花卉寓兴，咏颂称赞外物成为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重要方式。“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牡丹花朵硕大，层层叠起，规整圆满，色彩丰富，形态各异，本身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恰好契合了当时社会对美的追求和对繁荣的向往，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表达吉祥愿望的重要载体。此外，无论是在民间工艺还是在建筑美术，如漆器、木器、陶瓷、纺织等，牡丹的应用都空前广泛，形式也更丰富多彩。
“魏紫风流，姚黄妖艳”（佚名《念奴娇·咏剪花词》），北宋开始，牡丹品种大幅增加。以各类牡丹谱记与综合类花卉书籍为据，不同的牡丹品种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花里爱姚黄”（杨无咎《好事近》），姚黄尊贵，一枝千钱；“何似后堂冰玉洁，游蜂非意不相干”（苏轼《和孔密州五绝·堂后白牡丹》），玉玲珑则清雅高洁，独立摇曳……无论黄红紫白绿，各有千秋美感。唐人多以浓香赞叹，宋人则称牡丹“清香宜引玉飞钱”（韩琦《北第洛花新开》），清香素雅，品格奇特。牡丹品类数目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为牡丹题材文艺作品的井喷式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北宋最繁华的京洛之外，西北丹州、延州，北部青州，南方越州等地均有牡丹的种植栽培。无论是宫廷宴会、文人雅集还是民间节日庆典，牡丹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种花、养花，再到护花、赏花，宋人以牡丹为审美对象的诗赏、宴赏、酒赏层出不穷，推动并丰富了以牡丹作为审美意象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审美文化发展历程相匹配，牡丹题材的艺术作品在北宋达到了高度成熟。众多专业的画家如徐崇嗣、徐崇矩、黄居寀、赵昌、易元吉、崔白等，在五代传统绘画的基础之上升华了牡丹的特质，又融入理学思想工整严谨的工笔重彩，表现宫廷牡丹雍容华丽的富贵形象，还
出现了院体之外的文人画家追求墨戏中的神韵。
李清照在《庆清朝·禁幄低张》中提到“待得群花过后，一番风露晓妆新”。牡丹从独占春光到有殿春之德，再到端庄自持、优雅从容的高洁品质，整体文化内涵的深化和扩充，以及文化符号的确立，与北宋牡丹的种植观赏热潮，特别是士大夫文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
犹有余情在牡丹
——南宋至元牡丹的
分层转变
南宋末年，战乱频仍，文人墨客开始追求一种更加清新脱俗的审美理想，梅花成为他们追求的理想之花。随着梅花文化的兴起，牡丹文化也经历了一次转型。此次转型在其后元代牡丹主题的绘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钱选在《牡丹图》的自题诗中所提的“犹有余情在牡丹”，既是叹春“残”，也是对南宋故国的隐隐之情。
元代绘画既有着对宋代绘画传统的延续，又开拓了新的风气。元代宫廷画院不再，北宋以来的文人水墨花卉绘画不再受到皇室贵族繁华绚丽的审美所限。鲍敬、王渊、钱选、吴镇、边鲁等画家笔下牡丹题材的绘画拥有了文人写意牡丹的清秀视野。此时牡丹的绘画作品多表现为三种：其一是强调极尽
精微的工笔牡丹，其二是蕴含深意禅理的文人写意牡丹，其三是兼工带写的牡丹。
“四周国色斗新妆”（郝经《陵川集》之《西园姚黄》），“相逢尽道看花归”（胡天游《傲外轩吟稿》之《牡丹花》），牡丹仍是元人喜爱的名花，是富贵吉祥寓意的代表。除了诗词歌赋，缠枝牡丹花纹被广泛应用于元青花瓷与纺织物等各类宫廷贵族、外贸或民间工艺用品之上，也为佐证。
南宋至元虽为动荡年代，牡丹文化的内涵却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尽管在文人绘画中出现了审美分层，不过，士大夫文人阶级的变化对民间的审美爱好并无影响。
不然岂少胭脂在
富贵花将墨写神
——明清牡丹文化的
再度繁荣
明清时期，除洛阳外，北方曹州（今山东菏泽）、南方亳州，成为牡丹花的主要产区和牡丹文化中心。“山左十郡二州语牡丹者，则曹州独也”（何迥生《桑篱园牡丹谱·序》），以曹州为例，为牡丹写诗著文、编写专谱、建造花园仍是明清赏花风尚。明代特有牡丹品种已跃升至二百余种，达到历史栽培的高峰。清朝，皇家园林作牡丹园台，以圆明园镂月开云“三皇观牡丹”为代表，牡丹在盛唐之后，又再次被赋予极其浓重的政治含义。牡丹不与争春、雍容大度的包容合一，正昭显民族团结的和气景象。民间培育技术的进步出现了牡丹熏花，“藏之窖中，四周以火逼之，隆冬时即有牡丹花”（谢肇淛《五杂俎》）使得四时皆有鲜花可赏。清末，牡丹培养产业化趋势明显，行销“北赵京津，南浮闽粤”。此时期，牡丹的入药、保健和饮食文化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以桃李类为艳，牡丹芍药类为名，菊类为隐，莲类为禅。”（吴从先《小窗自纪》），文人心中，牡丹依旧居名品之列，雅俗共赏。汤显祖的《牡丹亭》取牡丹之名，正显示着明清大众审美与文人审美交融的艺术特征。由是，明代牡丹图像中，边景昭、林良、吕纪、陈嘉选等宫廷画家虽依旧保有精细富丽的工笔，文人画家直抒胸臆的水墨写意牡丹却也有所增多。“花前把酒酹红玉”（沈周《题牡丹图》），“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徐渭《牡丹》），沈周、陈淳、徐渭、张忡、陆治等人包含牡丹题材的画作，追求水墨韵致的情趣，画面流露出内心情感和强烈个性化的审美表达，开启了明代牡丹图的新面貌。清时，绘画风格多元，八大山人的大巧若拙，恽寿平的没骨之态，晚清赵之谦、吴昌硕的书印入画，均是代表。
牡丹文化在明清的再度繁荣，与两朝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时期有关，牡丹文化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繁荣再度兴起。但需要注意的是，牡丹作为审美意象，与个人的情感寄托与追求的关联更加紧密起来。
前生错种朱门下
却被人称富贵花
——近现代牡丹文化新解
清末民初，时局动荡，牡丹文化发展多是停滞状态。“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秋瑾《牡丹》），牡丹过去两大观赏主体弱化，在民俗范围内的象征寓意和观赏却一直保留。何香凝曾诗“前生错种朱门下，却被人称富贵花”。这一时期以花入诗，一方面有着文人的真我抒写，一方面又是身为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真实情感，两者交融之下，牡丹的劲骨刚心的品格再度超越了富贵祥和的普遍寓意。
同样的，这一时期牡丹文化在绘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承与发展。文人画家日渐职业化，题材日益大众化，出现了文人意趣与民间气息相融合的雅俗共赏的局面。以吴昌硕为开端，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为后继，带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的写意牡丹借书印得高古遒劲之风。步入近现代，随着西方艺术思潮的不断涌入，林风眠、陈之佛、于非闇、王雪涛等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绘画的有益元素，将牡丹题材的绘画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赋予了牡丹画新的时代精神。
步入新时代，牡丹文化生机盎然，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赏牡丹国色，体验国风国潮，领略秀美山水，感受古都魅力，成为牡丹文化观赏的全新综合体验。
总之，牡丹作为我国的特产花卉，被称为“花中之王”，品为“国色”，赞为“天香”。其在民间被视作雍容华贵、富丽多姿、富贵吉祥的象征，在文人雅士的诗书画中还被赋予殿春之德、典雅之风、高洁之心、刚劲之骨，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牡丹文化。
花虽无声，诗却有情，画更有意。牡丹的含义和意蕴基于其本体的色、香、姿、韵的生物特性，又因人格化的花卉形象超出本身的自然属性，与人们寄托的理想、情感、追求和身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同时还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品德、精神和气节。从民俗文化、民间工艺、园林农业等吃穿住行的物质生活到精神文化的诗词歌赋，牡丹文化无所不在。
花虽花，亦非花，透过牡丹，读懂中华。
（作者单位系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首发于《河南日报》2025年4月16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