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收藏并不看重瓷器和木器
今天的收藏与旧时代有两点极大的不同。首先，今天的收藏活动变成了大众非常关注的一件事，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几乎都有关于鉴宝、拍宝这样的收藏类节目。其实是将收藏作为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在过去，且不说在古代，就是民国时代也是没有的。过去，收藏纯粹是一种文人的情趣，或者是少数人的雅好，这也是过去的收藏与今天的收藏极大的不同。过去说到收藏，规格最高的无非是帝王之家，也就是宫廷内府的收藏。至于民间，收藏基本上是集中在王公贵族、官僚、文人群体之中，种类和规模根据个人喜好和财力有所不同，从唐宋乃至明清，在官僚士大夫阶层收藏风气之盛可谓甚嚣尘上。
过去收藏品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基本上是传世的，至于石刻碑碣和彝器也有很多是历代出土的。大收藏家传下来的东西，比如说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元汴)，他的收藏室名叫“天籁阁”;清代的大收藏家梁清标收藏室名叫“秋碧堂”。这些人的收藏，基本上是一代尽散，无论是项元汴也好，梁清标也好，他们的东西后来很多到宫廷里去了。民间的收藏很难能够流传几代，这也是中国社会很大的特点，在欧洲，贵族很多东西能流传很长时间，而在中国一般是一代、两代，至多三代而尽散。
至于说到个人的收藏，每一个藏家都有不同的收藏类别，就是有不同的专题。我们今天最为热门的收藏项目是瓷器和书画，价格也是逐年攀升。但是在清末民初收藏类别、收藏范围跟今天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清末民初收藏的第一大类是彝器，什么叫彝器?彝器一般指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中的礼器，也就是宗庙祭祀所用的青铜器，过去很多人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收藏。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虢季子白盘和司母戊鼎(今称“后母戊鼎”)等都属于礼器、彝器。为什么到了后来，尤其近代鲜有人收藏彝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忌讳— 它的来路有很大的问题。彝器传世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出土的，在清代没有人去追问这个问题，今天你拿出来几件别人没见过的彝器，这个来路就成了问题。第二类就是在过去很重要的碑帖的收藏，因为真正懂行的人不多(即便在过去也被称为“黑老虎”)，在今天并不是很热，虽然这些年温度有所升高，还是远不及书画。第三大类应该说是古籍的收藏，这个在清末民初也是很热的，我们这些年也是逐渐升温，但是也没热到像瓷器、书画这些品类。第四类才是书画。再往下才是瓷器、杂项等，是等而下之的。
可是今天像瓷器、木器都是大的热门。为什么过去对瓷器、木器不是太热衷收藏呢?因为过去人有这样一个理念：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摆件和实用器，就是包括清三代，在过去的观点中都不是很了不得的艺术品，而是装饰物或实用器。至于家具，甭说清代家具，就是明代家具在清代也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传下来的实用器，也没有被看得那么重。那时候把青铜器、瓷器、木器等这些东西叫硬片，书画、碑帖、缂丝织绣等叫软片，于是收藏品有了硬片与软片之分，硬、软片皆收的也有，但是一般来说要么只收硬片、要么只收软片，这是一个很大的分野。
清末民初北京的大收藏家
清末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收藏家，近代最大的收藏家应该说是盛昱(字伯熙)。盛伯熙这人很有名，是清宗室，又做过国子监祭酒，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长了，他在收藏界地位很高，他收藏成就最高的是宋版书。他有很多重要的宋版书，最了不起的是他收藏了70卷的《礼记正义》。今天宋版书是以页来计算的，很难收全，一本宋版书就不得了，这部《礼记正义》却是70卷之多，刊印极其精美，每一卷都有明末季沧苇的鉴藏印，号称海内第一孤本。除了《礼记正义》，我们知道宋代有四大类书(《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而盛伯熙就有宋代所椠的《册府元龟》。盛伯熙藏的全的、好版本的宋版书有几十种之多，当然是不得了。盛伯熙在1899年庚子事变前一年就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东西全部散失，散失以后，很多人分别买了他的东西，如袁克文、刘承干都买过。大部分宋版书都到了袁克文手里，包括南宋绍熙年间刻的七十卷《礼记正义》。袁克文当时还是很有钱的，后中年潦倒，从他手里又流散了很多。
端方(午桥)也是个大收藏家。盛昱是宗室，端方虽然不是宗室，也是满族，当过直隶总督。端方收藏什么呢?他收藏的主要是彝器，既有彝器器物本身，还有彝器的很多拓片，包括碑帖。端方是个风流倜傥的人，政治上也有一定的见解。端方是不满意我的曾祖父的，认为我曾祖父处理四川事务不力，才造成了四川民变。实际上他是十分觊觎四川总督的位置，因此上本参奏我的曾祖父，后来就派他去接任，把我的曾祖父罢免了。结果还没到任，刚到四川夔州就被革命党杀了，与我的曾祖父前后殉难。后来端方的这些彝器、碑帖等等也都散失了。
再有一个是今天提得比较少的，但确实是清末民初北京了不起的大收藏家，就是北京的完颜景贤。完颜景贤字朴孙，人称景朴孙，活到民国以后。他的收藏也是不得了的，而且他收藏的类别、项目很多，其中以版本、书画为最，故宫以及散失在外面的很多东西都有景贤的鉴藏印。他不但收藏甚富，而且他对于收藏有很高的鉴赏力、收藏的眼光也很高，当然他的藏品里头也有具争议的东西，谁的东西也不可能没有争议，但他的东西也都散失殆尽。我祖父藏的不少东西就是从景朴孙那辗转收来的，所以有的东西都有景朴孙的题签或钤有他的鉴赏印，也有景朴孙自己题跋的墨迹，甚至包括后来拿去中山公园展览的时候，景朴孙自己还写了借条和展品标签。
民国时期的收藏新贵
以上这几位都是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著名收藏家。那时候的收藏者大体分类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分是尚未败落的晚清官僚士大夫，有些人进入民国后又成为北洋政府的官吏，还有财力进项继续收藏，这是一大部分，一般以汉族人民多，满族人很少，例如罗振玉等;第二大部分，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些新贵和实业家;第三大部分是属于经济财力不是很富有但文化造诣很高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基本上就是这么三类人组成。
这三大类中的第一类当然是大有人在，在第二类中，张伯驹算是一个，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儿子，而张镇芳又是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自己早年也曾在军界。因此张伯驹虽然文化功底很好，眼光也很不错，但还是属于民国新贵一类。新贵里还包括一类人，就是在清代是官僚又兴办实业的，比如说安徽东至的周家，从周馥开始就兴办实业，周馥的儿子周学海、周学熙以及周学海、周学熙的儿子周今觉、周叔弢、周叔迦等，都是很有水平的收藏大家(周叔弢是周一良先生的父亲)，所以周家既是官僚又是实业家，才能有这样的财力去收藏。而我的祖父就是属于士大夫类收藏家，他虽然在北京也是颇有名气，但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实业作为支撑，他只不过是退职的寓公，当然做那么多年官也有一些积蓄，但是没有新的经济来源，没有实业支撑，所以与周家就没法相比了。
上次谈到的周肇祥(养庵)，还有曾经做过张之洞幕僚的樊增祥(樊樊山)，他们也都是民初很有名的收藏家，他们既是当时的名士，又是民国的官僚。也有很高的收藏鉴赏力，藏品很多，但是他们收藏的范围不是太宽泛。张珩(葱玉)是湖州南浔世家出身，祖父和伯父都是大藏书家，也有经济实力，因此其藏品和研究都有极高的水平。其他如傅增湘、徐森玉、叶恭绰等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收藏家。
再有一类就是民国中后期的一些文化人，例如五石斋的邓之诚先生，包括鲁迅、郑振铎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收入比较优厚的知识分子，也都是琉璃厂的常客，他们的财力当然无法和前面说的那些人相比，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知识趣味，这又是一大类。
北京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藏市场，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许多人往来于京津之间，也有一些比较大的收藏家，比如说周一良先生的父亲周叔弢，他收藏范围相对来说也比较宽，软片的东西比较多，包括古籍、碑帖、书画都有，北京和天津的古玩商也供应他的东西。天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藏家，就是张叔诚张先生。他跟我祖父也很熟，但比我祖父年龄小很多，一直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中兴煤矿的常务董事，因为他排行老九，所以天津叫“张九爷”，我的祖父也行九，北京叫“赵九爷”，所以这两位“九爷”在京津两地都是比较出名的。张九爷也很有眼力，他收藏的书画很多，其中不乏珍品，五代宋元的作品也有，包括天津博物馆至今仍展出的范宽《雪景寒林图》就是张叔诚先生捐献的，他很多东西后来都分批捐献了。天津还有一位收藏家叫韩慎先，别号“夏山楼主”，也就是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吴空先生的父亲。韩慎先除了收藏很有名，他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是最有成就的余派老生，他的很多唱段还灌成唱片，我小时候家里许多夏山楼主的唱片，那时候，在戏曲界说韩慎先没什么人知道，但要是说到夏山楼主，几乎无人不知，韩慎先也是天津著名的收藏家。
这里我们讲的是京津两地的收藏家，要说到财力的富足，比起上海后来的收藏家就要逊色多了。上海的很多大收藏家不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很多文物也是他们到北京来收的，或者北京弄到上海去的，比如说上海的庞元济。说庞元济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说到庞莱臣或是庞虚斋，大家就知道了，庞莱臣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最大的收藏家之一，他是1949年去世的，他的东西后来也有很多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流散到国外去的也有。再晚一些的像后来在美国的王己千(季迁)，也都是南方的大收藏家，他是吴县陆巷王鏊的第十四代孙，又是苏州大收藏家顾麟士的弟子，王己千后来住在纽约，说到c.c.w ang，美国人都知道，一直活到90多岁，他的收藏现在也散失了。
收藏的归宿
收藏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以藏养藏，把一些自己玩儿得不愿意玩儿的东西以高于收购时候的价钱卖出，然后把卖出所得的钱再买另外的东西，就跟滚雪球似的，收藏越来越丰富，这也是当时收藏的一个特征。对于文物来说，过去有“在途”和“在库”之分，“在途”就是东西永远在流动的市场，咱们现在叫流通，价格可能越来越高，比方说你在1980年代初买的一幅画可能买价是2万块钱，后来到1990年代成了20万，2000年以后变成了200万，这种情况太多了。“在库”就是说东西永不示人，自己拱若至宝，这叫“在库”。在库的东西就很难见到了，知道这件东西在他手里，但是找多少人到他那游说，想高于当时价钱的多少倍买这件东西，但就是不卖，其间找人写题跋、盖鉴赏印，这就属于在库了，所以文物有在途和在库之分。我们今天收藏界的许多文物基本都是“在途”的，也可见今日收藏的一种特点。收藏活动首先不管是官僚士大夫，还是文化人，基本上必须有文化，没有文化就谈不上收藏，今天可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天收藏文物多是投资，黑幕也多，那个时候不存在投资的问题。因为文物收藏必须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我们讲这一百年的前40年，中国属于一个不安定的环境，后来“文革”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又不提倡收藏，所以真正的收藏热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在动乱的年代，你今天100块钱买了一幅画，但是明天你急着用钱，未必60块钱就能卖出去，而且你这东西能不能升值更是无法料知，因为能不能升值就要看有没有市场，而市场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大环境，所以旧时代不存在以文物收藏来投资的问题，过去人没有这个理念。
收藏诚然是个人陶冶身心的爱好，但不能企望传至子孙多少代，这里面一个是守得住、守不住的问题，一个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有一个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所以说收藏家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古代收藏者或是近现代收藏者钤有若干鉴藏印或收藏印，甚至宫里的三希堂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底下盖着“宜子孙”或“子孙永宝之”、“子子孙孙永宝之”等，但是当你展卷拜观的时候，已经不知流传多少人之手了，没有人能永远地保存占有，所以很多大收藏家都有共同的见识，就是在他一生中最重视的是收藏的过程，而并不完全重视收藏所积累的财富，这也正是收藏者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