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故宫今年适逢建院90周年，北京故宫副院长娄玮日前向台北故宫博物院喊话，希望台北这边能化解制约因素，让台湾的中华国宝文物能解禁赴大陆展出。故宫文物若能共同展出，当然是好事一桩，但要克服背后的障碍，除了智慧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将心比心的同理心。
两岸文物共同展出其实早有前例，但都是大陆文物单方面来台展出。例如北京所藏的37件雍正时期珍贵文物曾在2009年9月运抵台湾，在台北故宫筹办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亮相。另2011年6月原典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亦曾运抵台北，与原属一卷的台北故宫珍藏之《无用师卷》合璧展出，让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旷世杰作《富春山居图》原貌，得以在分割长达250多年后完整重现，在当时成为两岸艺文界的佳话。但同样的这些文物却都无法移到大陆展出。
台北故宫这边的坚持是，依据2002年订定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出借作业须知》第二点与第六点。故宫文物到任何国家展览都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司法免扣押”；第二是名称载示，即借展国家的展览与各式文宣都必须冠以“国立故宫博物院”。严格来说这二个条件并非是针对大陆，任何国家的博物馆要向台北故宫借展，都得要符合这两项规定。
以日本为例，早在1961年故宫文物赴美巡回展出时，日本就表达希望相关文物也能赴日展出，但当时日方也一直都是卡在无法保证“司法免扣押”与“全称载示”，台北故宫也就一直无法同意借展。直到2011年日本通过《海外美术品等公开促进法》，让台北故宫前述两项借展要件得以获得日本确保，借展一事才露出曙光。也进一步促成包括翠玉白菜在内的珍贵台北故宫文物，得以在今年6月间首度在日本展出。
台北故宫何以这般重视“司法免扣押”？主要还是考量到文物的安全回归问题。但台湾要求大陆比照日本立法保障“免扣押”，似乎太过强人所难。
台湾和大陆的历史处境终究不同，清末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沦为准殖民地地位，当时大量历史文物遭掠夺出境。对大陆而言，其对“司法免扣押权”的顾虑自然较重，担心此一条款通过，会扞格其追讨流失文物的诉求基础，影响其在全球推动追讨流失文物的行动。这一点台湾方面也应以同理心看待。
此一问题真的无解吗？也不尽然，如果双方确有促成文物交流的意愿，并不是没有各退一步的空间。比方说，大陆方面有一些管理文物进出境的法令规章，例如《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只要在这样的规章中增订类似台湾《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第11条，规定“两岸文物与艺术品，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展出者，于运送、保管及展出期间，不受司法追诉或扣押。”
这限缩于“两岸”的法令规章，即不冲突大陆对司法免扣押普遍立法的顾虑。若大陆愿让此步，台湾方面也应大方接受。另从政治上言，除非台湾文物在大陆展出期间，两岸发生战争，否则以现今两岸的政治氛围，很难想像中共会“蛮横”的扣押台湾送到大陆展出的文物，现在的中国大陆有其大国形象要顾。
至于“全称载示”问题，则比司法免扣押要复杂难解，这触动台湾民众的敏感神经，去年6月台北故宫出借文物到东京博物馆，由于海报上并无“国立”2字，台当局遭批“丧权辱国”。马英九则强硬的表示：“台湾尊严绝对优先于文化交流”。可见其政治难度之高。
我们当然希望台北故宫文物在大陆展出可以全称载示，但是不是就要让这一点成为卡住两岸进一步深化交往的死结。两岸都应更有智慧的去思考。历史上还是有参考的例子，以1990年两岸签署的第1份协议《金门协议》为例，其协议由两岸红十字会代表政府签署，但当时双方红十字会都未用全衔，而是采取“双模糊化”的方式，使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之，如果当时双方皆坚持“全衔”，就不会有《金门协议》与其后许多的两岸破冰。
“司法免扣押”与“全称载示”结确实难解，正因为难解，若两岸都能持着助成正向交流的正向态度，努力在不可能性找可能，去突破困境，找出公约数，集心集智，就必能创造突破僵局、扩展交流的正面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