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中，有许多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文化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从年初的上海女孩“逃饭门”、和颐酒店女性遇袭事件，到年末的余额宝“裸条”外泄、首本小学生性别教育教材发布……
这其中既涉及到老生常谈的性别议题，如家庭、学校、职场中的重男轻女现象，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性骚扰以及公共空间内女性的人身安全问题等等，也有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
性别和阶级更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性别不仅成为一个表达阶级偏见的修辞，包括婚恋问题在内的传统性别议题也正与贫困问题和阶级固化取得更深层的联合，制造着新的压迫形式;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占据大众传媒，在强调女性购买能力和购买自由的同时，也将女性本身变成了商品的一种，鼓励女性自我定价;而美国大选的结果也再次提醒我们，在全球整体的性别偏见和压抑机制逐渐松动的潮流下，在各国涌现出越来越多重要的女政治家、女企业家的今天，“厌女症”依然盛行，女性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仍旧难以突破。
2016年，生为女性，她们或是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1、家庭中的重男轻女，职场中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性暴力
关键词：罗一笑 奶奶杀孙女 民生银行 南方日报 女大厨
在2016年11月，“罗一笑事件”和一起奶奶对亲孙女的谋杀无疑成为社交媒体关注与讨论的焦点。
拥有数套房产的父亲罗尔通过网络为罹患白血病的女儿罗一笑募集医药费，却被曝拥有数套房产。他本人更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了三套房产的用途：一套留给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一套属于现任妻子，另一套自己养老用，故没有钱给女儿治病。
江苏南通的一位奶奶谋杀了出生仅四天的亲孙女(二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奶奶有期徒刑十年。这位奶奶的丈夫、儿子和儿媳均对她的行为表示谅解，邻里也联名向法院请求从宽量刑。家人邻里的态度和法院的判决结果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不满，不少人认为量刑太轻，而熟人社会中对于由“男孩偏好”引发的残忍谋杀的群体“宽容”，也着实令人唏嘘。
“男孩偏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例更是逐年攀升、居高不下，在世界范围内十分罕见。“男孩偏好”的成因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一些文化认为男孩具有女孩不具有的某些固有个体价值，例如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为父母提供养老保障，以及“传宗接代”和为父母赢得社会地位和尊重等等，其价值之独特女孩无可替代;另一方面，中国的“男孩偏好”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结构之上的、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家庭、市场、社会和国家四个方面的制度和规则，都有意无意偏向男性，更强化了生育中的男孩偏好，这种偏好与教育和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密不可分。
2016年9月，女厨师高晓(化名)起诉广东惠食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就业性别歧视一案二审宣判，法院支持原告要求书面赔礼道歉的请求，这也是中国首例由法院判决支持赔礼道歉的就业性别歧视案件。高晓在获得厨师资格证的前提下，屡次被用人单位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之后，深感失望受挫，被医院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2015年8月，她向广东省珠海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侵权诉讼，同时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了投诉，经过一年多的抗争，她终于获得了用人单位的道歉。
厨师可能是性别歧视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这一方面与厨师特殊的工作性质有关——强度大、节奏快、体力消耗巨大，同时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强调“重度烹饪”的中餐，灼伤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餐厅的工作环境充满“男性霸权”，也要求员工有“男子气概”(masculinity)，很多女厨师为了融入后厨，不得不通过健身、剪短发、接荤段子等方式“改造自己”，即便如此，女厨师的转行率也远高于同龄男性。
即便不是在厨师这样的特殊行业，女性在应聘、薪资和晋升空间等方面，也都处于结构性的劣势地位，也更容易成为职场性骚扰甚至性暴力的受害者。今年6月南方日报女实习生遭男记者性侵案件以及年末的民生银行女临时工遭男上司微信性骚扰事件，都反映了职场中的性别权力关系。
权力和资源向男性的倾斜，不仅使他们可以更方便地以此威胁女下属或达成性的交换，也便于其在事发后更容易逃脱罪责，因为企业往往会为了保全更有“价值”的核心员工而牺牲“无关紧要”的临时工与实习生。这一恶性生态也使得很多受害者不愿声张，选择隐忍或者离职。
而在对这两起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更涉及到如何在职场中定义“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问题。例如南方日报女实习生的遭遇是典型的“单纯性侵”(simple rape)，即发生在熟人之间的、非暴力也没有任何武器威胁的性侵行为。这类性侵行为往往容易导致难以判定犯罪事实，从轻处罚性侵者，甚至质疑受害者可信度的情况，而社会舆论对受害者的污名和归咎，也很可能造成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2、公共空间内女性的人身安全
关键词：和颐酒店
今年4月，网友“弯弯”在微博讲述了自己在北京和颐酒店遭到陌生男子尾随拖拽的经历，并曝光了监控录像，如家酒店和当地警方的不当处理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
一位女白领在一所高档商务酒店中所遭遇的暴力袭击，打破了部分精英女性认为占有金钱和社会资源便能够弥补性别弱势的这一幻想。事实上，在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性别压迫面前，任何阶级的女性都很难独善其身。而这样一种强者的——或者说是男权的——话语逻辑，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处境。
每每有女性在公共场所遇袭，就会有一大批“单身女性外出指南”出炉，教导女性如何“注意安全”：不要独自出门，不要深夜晚归，不要走偏僻人少的地方等等，似乎成了每个女性都要养成的自我管理术。这不仅会进一步地将女性排挤出公共空间，限制女性外出、社交、娱乐的自由，更会使得人人专注于自我保全，而不再致力于群体权益的争取和公共事务的改革。纵然对于个人防范而言，后者的效率很低，又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仍然是必要的，甚至是更加迫切的。因为生活中潜在的危险还有很多，防不胜防，从他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的、不懈的努力和争取，这样的危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
3、女性的身体展演
关键词：神奇女侠 布基尼 伦敦减肥广告
今年10月，联合国任命动漫人物“神奇女侠”(Wonder Woman)为妇女和女童赋权荣誉大使，并提出了“想想我们可以做出哪些神奇之事”的口号。然而就在“神奇女侠”上任不到两个月后，联合国又撤销了这一任命，让她提前“退休”。原因是这一任命在当时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44000多人在网上参与联署公开信，要求联合国重新考虑这一任命。神奇女侠虽然具有超能力和顽强的性格，并在漫画中不断挑战性别偏见，然而在外形上，她却是一位身材比例夸张、身着美国国旗颜色紧身衣的白人女性。有批评者认为，她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对女性外形欲望化的审美标准。
今年夏天，伦敦地铁上出现的一则减肥品牌广告也惹恼了英国人，这则广告在一位身着比基尼的性感美女旁边打出“你的沙滩身材准备好了吗?”的广告语，这一身体羞辱(body shaming)的言论立刻引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身材各异的抗议者纷纷身着比基尼在广告旁拍照并上传到社交媒体。而在法国，禁止女性在海滩穿着穆斯林泳装“布基尼”的规定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甚至有穆斯林女性因穿着“布基尼”而被法国警察罚款。2016年正是比基尼诞生70周年，70年前，比基尼曾因为太过裸露、有伤风化而一度遭禁，而今天布基尼却因为穿得太多、有悖民情在法国面临相似的困境。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对于女性而言，消费文化、商业广告塑造出来的欲望化的身体，与头巾和面纱遮蔽下的去欲望的身体，究竟哪个更自由?
4、性别与阶级的双重压迫
关键词：“逃饭门” 商春松 杨改兰
新时期以来，性别在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有效的阶级修辞：既是一个可以相对安全地建构新的阶级话语和阶级偏见的修辞，同时又是一个可以转移和遮蔽尖锐阶级议题的修辞。
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性别偏见和压抑机制整体在松动，涌现了很多女政治家和女企业家，性少数者的平权运动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与这个更加开放、平等、宽松的性别文化同时发生的，是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中出现的新的压迫形式，尤其是与私有财产相关的婚姻制度的改变，使得性别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制度问题、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社会等级、社会压迫又重新进入到性别议题当中。
年初，上海女孩“逃饭门”事件刷爆了社交媒体，甚至引发了“上海女孩，不是逃饭，而是逃命”的评论。奥运期间，体操运动员商春松用比赛奖金为哥哥买房的新闻引发了公众热议，微博网友“也要楚天阔”将商春松和游泳运动员傅园慧作比较，认为商被原生家庭不公平对待，省吃俭用供养父母和残疾的哥哥，被家庭“敲骨吸髓”。随后，甘肃农妇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随后自杀的惨案，又引发了“真凶”到底是贫困还是愚昧的争论。
在针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我们都能看到假借性别平等之名所展开的对贫穷的歧视，暴露了握有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在讨论女性处境和选择时对社会下层的区隔：贫穷像传染病一样令人恐惧，以至于他者想尽办法断绝与贫穷的关系，既要避免被婚姻拖累，也要拒绝被原生家庭剥削劳动成果。
在这种话语的歪曲之下，对婚姻中女性权益的捍卫变成了对社会分层不加反思的肯定，对所谓“门当户对”婚嫁准则的回归，以及对“凤凰男”的污名;而对女性所承担的生育成本的反思以及对底层女性命运的同情，则变成了“养不起就不要生”、“低素质人口不配繁育”的法西斯优生主义。这样的“女权”是一种割裂的“女权”，它将作为女性的身份和作为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身份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从本质上市对女权主义的背离。
正如作家淡豹在《为未来的女儿》一文中所写道的：“如果说有一种女性的政治，那意味着我们能够以一种比现有的主流方式更具同情心、好奇心的方式开阅读现实和历史、建立同盟。我们生为边缘人，曾经受过侮辱或者骚扰，我们了解不被尊重时的愤怒。所以应该更好地理解一个口吃的小孩，一个被怀疑是小偷的维吾尔青年，一百个被怀疑有不正当关系才得到提拔的女职员。你经历过那些，你理应为一种更平等、更少偏见、更多尊重的群体生活做出你的贡献。”
5、消费主义的陷阱
关键词：支付宝 “裸贷” 女生节
今年年末，“支付宝”、“借贷宝”等互联网品牌接连曝出丑闻，年轻女性一再成为“产品创新”的猎物。在消费文化的冲击之下，她们不仅是消费者，更是商品本身。在支付宝新开发的社交功能“圈子”中，不论是“校园日记”还是“白领日记”，都在无一例外地贩售或清纯或成熟的女性荷尔蒙，而这种性幻想，或者说进一步社交的可能性，是特供给信用积分750以上的男性用户的。借贷宝的“裸贷”业务则专门针对没有固定收入和信用记录、无法通过传统渠道借贷的女大学生，对于她们而言，身体是唯一的抵押品和还款手段。这些互联网产品创新的本质，就是创造一个让女性身体和男性财富“自由交换”的平台。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裸贷”的女孩并非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她们借高利贷也不是为了救命救急，而是用来消费，尤其是用来购买化妆品、衣服，甚至整容。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指出的：“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根据消费主义的逻辑，女性因购买能力而获得的自由和主体地位只是假象，因为被各色各样的化妆品、时装和整形技术所包装的女性身体，才是消费的终极对象。
发生在今年3月的“女生节”与“妇女节”之争，也反映了消费主义将性别议题“去政治化”的策略。正如性别学者李思磐指出的，“妇女”一词不仅是性别为女，更代表了一个权利社群，三八妇女节作为女权运动的纪念日，是为了提醒人们争取权利的不易;而三七女生节则让意淫和消费借关爱之名成为传统和惯例，强化了“女性需要男性保护”的性别成见，不仅无益于改变对女性的歧视和区隔，而且用糖衣包裹它最难下咽的部分。
6、政界的“厌女症”
关键词：希拉里 特朗普 “闺蜜门”
2016年，全球的女政治家们似乎都在经历或大或小的危机：希拉里在美国大选中落败，巴西总统罗塞夫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先后被弹劾，德国总理默克尔因难民危机焦头烂额，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支持率大幅下滑……她们个人的失败，使人们开始质疑女性的执政能力，而这种“厌女症”其实在政界由来已久。
厌女症(Misogyny)，又称“厌女情结”，泛指对女性的厌恶和贬损，歧视和暴力等等。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主义厌恶》一书中指出，厌女症是性别二元制的核心要素：通过分化两性，维持紧密的男性社会连结，以及贬抑女性等行为，巩固性别二元对立，延续性别不平等的体制及其支配地位。
而当女性克服了种种性别偏见和歧视终于到达权力的顶峰，等待她们的，却依然是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希拉里的助理和朴槿惠的闺蜜同时曝出丑闻之时，围观群众将两起毫不相关的事件一并冠以“闺蜜干政”之名。这一与“红颜祸水”类似的话语强调了女政治家的性别属性以及“女性情谊”(sisterhood)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再如，当特朗普的“更衣室闲谈”曝光时，他的男性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其侮辱女性言论的挡箭牌，人们会用“男人之间的谈话(boys’ talk)都是如此”为他开脱;而当希拉里身陷“邮件门”的时候，她的女性身份反而加重了其错误的不可饶恕，因为女人撒谎这件事在观感上更令人难以接受。
7、结语
2016年，中国的性别平等事业也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就：今年3月，中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出炉，中国迈出了妇女儿童保护的历史性一步;12月，经过“占领女厕所”等一系列运动的不懈斗争，《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正式开始执行，公共场所男女厕所比例定为2：3，人流较大地区为1：2;同在12月，台湾地区立法院初审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台湾有望成为亚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
这些成就的背后凝结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不懈关注和积极推动。尽管问题依旧严峻，前路仍尚漫长，这些成就赋予了我们更多信心和信念：只要有耐心、不放弃，我们终能到达平等，并且超越平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2017，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