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颐其人其学其印

        作者:蒋频2017-05-22 08:51:21 来源:美术报

          (1/3)罗福颐像

          (2/3)罗福颐 篆刻 释文:持之以恒

          (3/3)罗福颐 篆刻 释文:江山如此多娇

          中国美术家网--让艺术体现价值

        1905年暮春,一个男婴在江苏淮安的罗家呱呱坠地。守孝在家的罗振玉期待着能抱个千金,殊料又是个儿子。在他有些失望之际,从邻院走来的罗振玉的母亲范氏听说后连声说是小子好,多子多福嘛。在母亲的催促下,罗振玉掐指说长子名罗福成,三子名罗福苌,四子名罗福葆,这第五子就叫罗福颐吧。罗振玉身为古文字专家和金石专家,给新生儿起名福颐,其意自然寓意洪福颐和。

        当父亲在京城里长袖善舞之际,罗福颐在淮安城里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时光。罗福颐字子期,也是身为古文字专家的父亲斟酌了一番后起的,大意是愿此子如子期般是个智者贤者,让长者可以期待也。他自己取笔名梓溪、紫溪,自号偻翁,那都是后事。罗福颐异于寻常儿童之处在于,别人家的孩子会说话后纠缠着大人讲故事,而他则喜欢询问罗家的陈年往事和家族历史。罗福颐了解到罗家祖籍浙江上虞,乃当地望族。道光年间,他的太祖父罗敦贤调任扬州盐司、又入河督府任幕僚,罗家始迁徙至江宁、淮安一带居住。曾祖父罗鹤翔曾为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有“以廉能为大吏器异”的评价。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祖父得愿以偿,以催漕并拒盗获功,历任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知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罗家在泰兴罗家桥的老宅毁于兵燹,曾继祖母乃于别地购置并改建住宅,罗家这才正式定居于淮安。其后,祖父罗树勋历任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可知罗家三代人当官,虽官职不高,罗家注重的是家族的文化传承。

        罗福颐是通过母亲之口了解父亲——罗振玉天资聪慧,智力过人。13岁就从他父亲的业师李岷江诵读易、诗、书三经。他在8岁那年的端午节,随大人初入街市,乍见铁工锻铁,怪问何物,李师告之。他叔父遂以“铁打铁”三字命对,他应声答曰“柯伐柯”。叔父疑非己出,命再对之,答曰“人治人”。由此可见年幼罗振玉的才智。罗振玉16岁回原籍应童子试,以第7名入县学成了秀才。此后曾两次参加绍兴乡试,均未能中举。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以陆游的集句“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作为座右铭,做到足不出户,专心致学。罗振玉早在弱冠之年就帮助母亲范氏主持家政,支撑门庭。他19岁时娶流寓在淮安的广东籍士人范玉麟长女为妻,27岁丧偶,30岁续山阳大河卫籍丁氏女为续弦。丁氏先祖蒙古人,系曾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族妹。罗福颐系丁氏所出,故其比父亲和长兄长得更魁梧,皆因有二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罗福颐幼年的另一爱好是临习书法,尤其喜欢看兄长们写字刻印。每当罗振玉回家省亲时在书房治印,那钢刀与印石相砥撞的嘎嘎声在罗福颐耳里如同天簌,而父亲躬身刻印的身影在他眼里就宛若一尊大神。可以想像罗福颐模仿父亲刻出自己名章后的得意,也可以想像平常由家人教他识字时的认真,在课余由兄长携带左右,出入寺庙园林深宅大院,小小的人儿跟着寻访拓制碑刻的情景。

        正当罗福颐由着个性茁壮成长时,远在西边的武昌城里发生了剧变——以推翻满清统治为政治目的的新军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消息传到北京,自我定位为保皇派的罗振玉闻讯大哭一场,又受形势所迫,与王国维等谋划逃离京都。罗振玉装载了搜集到的古书碑帖、钟鼎彝器和龟甲刻辞仓皇南逃,途经淮安时带上了罗福颐等家人,经上海而东渡日本。罗振玉虽以清室遗臣自居,但在日本却做着自己的学问。他继续从事整理和研究甲骨、彝器拓片、墨书简牍和敦煌文物等,并同王国维合作编纂了《流沙附简考释》,一跃成为近代中国的国学大师。

        此时罗福颐的教育出现了点问题。按理说六七岁的孩子按新规应该进入小学就读,可居所周围的学校并不理想,日本老师的水平还没有罗福颐高,且罗福颐本人也不愿学习日文……权衡一番后罗家决定罗福颐就在家学习,由兄长们做见习教练,由罗振玉做总教练。这种自学成才的模式影响了罗福颐的一生。尽管罗福颐没有取得过一张文凭,但并不影响他日后成为获得多种成果的学者,著名的篆刻家和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在罗家的家学濡染中,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成为成就巨大的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罗福颐的长兄罗福成成为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并做出了贡献。罗福成于1919年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前者考释西夏文莲花经,后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单词分类编排,便于检索。1924年他全文摹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由其自办的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第3辑《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韵统举例》、《文海杂类》、《杂字》、《居庸关石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17篇论文。次兄罗福苌能熟练使用英、法、德等多种外语,尤其精通西夏文、梵文、突厥文和回鹘文等多种西域民族文字。惜其英年早逝,著书多未成稿。

        如前所述,罗福颐自幼秉承家学,由父兄为他教授四书五经,课余写字刻印,阅读家藏古印谱,手拓青铜器铭文,并开始摹集玺印文字。罗福颐与王国维的友谊处于师友之间。他与父亲的学生容庚、商承柞等都是青年时代的好友。成名后的罗福颐研究面极广,除玺印、古文字外,对清廷史料、古代官制、甲骨、汉简、量器、镜鉴、银锭、石刻、墓志、汉魏石经、古代医书及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等都有著述。他先后任职于奉天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处、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和研究室等部门,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社会职务。为不使学识“黄土埋幽,与生俱尽”,他努力笔耕,著述多达123种。

        罗福颐对各种古文字资料都很熟悉,在古玺印研究方面,他搜集、鉴别、研究了大量古玺印。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传世的秦汉魏晋等历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玺印的断代问题上,他主张结合官制沿革,以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古籍整理、铜器铭文、拓本的摹写及著录、考释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简牍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较早研究战国竹简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发现。他在整理、校核、考释简文内容时,发现了20多种古书,如《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数百片。还发现了《汉元光元年历谱》,其中全年月份完备,是传世汉人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部。

        罗福颐以毕生精力从事古玺印研究之余,还亲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国著名的治印家,久为学人所共仰。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他自幼喜爱治印,17岁时刊印《待时轩仿古印草》。王国维为这部印谱作序云:“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骄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于古也至深,而于今也若遗,故其所作于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王国维对少年罗福颐的治印成绩可谓称许备至。年少而获学术界名儒的奖掖,更使罗福颐信心倍增,益坚所诣,从此爱好垂老不懈。罗福颐的篆刻以拟汉铸白文印为多,浑厚端严,酷似汉制。其刻古玺则多作朱文小玺,秀挺自然,得其意趣。元朱文不常作,偶有所为亦典雅可观。

        罗福颐治印主张战国、秦、汉文字不可参杂、颠倒、错乱,更不可拼凑、假借和生造。每当他治印之始,必先考究其字宜于法秦还是宜于仿汉。若《说文解字》有其字,再考虑其字体是适用朱文还是白文,或二者兼施。如果缺字或字不相称,则要改变整个安排。他认为《说文解字》没有的字,靠借偏旁来拼凑,或者生造,会滋生出许多现代的篆书,就为后人加了无限的麻烦。

        罗福颐治印又主张布局严整、匀称、规矩、不出规格。他认为古人印章文字严整,起初并无破损,因在土中瘗埋千百年后铜质腐朽,或损及字体,它并不是有意为之。因而他最反对去敲边破角,故意做旧。故此在他的刻印中,致力追求古人的真意,顺应自然,在严谨之中求其变化,于平稳之中显其精神。故其作品秀丽端方,清雅可爱,每方还都渗透着学者的严谨。

        罗福颐推崇清代万寿祺之说——近世刻印,多讲章法,而不究书法之弊也,是以书法寝而书法亦亡。他认为自元、明以来,治印学铸印者少,学凿印者多,所以就有一种“刀法”之说。尤其那种一刀刻下来就是一笔的刻法,更是近世人所为,不足为法。故他治印时初刻笔道较细,再一点一点揣摩修饰,直到满意为止。稳健、沉着、舒展、洒脱,这是罗福颐治印的审美取向。他追求于石质的印章上,既有古铜印的质朴雄劲,更兼古玉印的典雅秀丽。选择入印的字体,构思印面的结构布局如何协调,这与他的学问修养与艺术的审美追求相一致。

        罗福颐治印以“印宗秦汉”为指导,忠实笃行且一生不移,成为当代仅见的,以还原历史风尚的心态,直接承受秦汉遗风的印人。他依据对大量古印的实物观察,对篆刻刀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余幼学治印,读前人谈篆刻诸书,审其号召,皆以宗法秦汉为主,次之则喜谈刀法。窃以为秦汉铜印多出铸造,何有乎刀法之说?当时殊不得其解。稍长读家藏古铜印谱,见其印文皆严肃整齐,仅汉晋官印中间有将军印及赐属国君长诸印,其文字放逸,皆出锲刻,是即前人所谓急就章。以其不出铸造,故又称为凿印。此外则战国白文玺,以及秦或西汉私印,亦有出契刻者,其文与当时书法同。更读明清印人诸谱,见其刻款精雅,为汉魏所无。审其印文虽称仿汉,而书体放纵无谨严者,于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汉晋凿印,仿古铸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其宜矣。窃以汉晋急就,乃出于军中便宜封拜,是非汉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吴让之、赵悲庵、吴缶庐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突过前贤,而所作白文印,方之汉魏,不免逊色者,皆由刀法之说有以贻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解读,罗福颐持论不错。反观罗福颐的治印,他所取法的对象也是历史上那些未经风化残泐的秦汉铸印,视此为篆刻正宗,刻印既反对破损笔划亦主张不露刀痕,其实践与他本人重“篆”而薄“刀”的艺术主张遥相呼应。此外,他治印的观念还反映在对边款的态度上。明清以来印人盛行在印面以外另刻边款文字,作为印面创作的扩展。罗福颐恪守秦汉规范,只刻印面不及边款,自嘲为“半个印人”。

        罗福颐晚年深居故宫,以著述研究为乐。他偶尔操刀,大都为仿秦汉印式。其作品精密稳厚,一派秦汉风范。艺术上虽无突破,其学术上的意义远远胜于艺术上的贡献,可视作当代少有的还原派复古印人。

        罗福颐在印学方面的论述有《古玺文编》、《印章概述》、《古玺印概论》、《印史新证举隅》、《印谱考》、《近百年来古玺印在学术上之进展》、《刻印私议》等。所辑谱录有《战国汉魏玉印集》、《古玺汇编》、《战国汉魏古印式》、《古画印集》、《隋唐宋官印集》等。此外,早年所集《古玺文字征》,后增订为《古玺文编》连同《汉印文字征》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后经过数次再版,对印坛的影响尤为巨大。


        分享到:
        责任编辑:静愚
      Processed in 0.139(s)   65 queries by cache
      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