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绘心艺魂——黎冰鸿艺术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黎冰鸿（1913-1986年）是在救亡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早年作品多为战地写生、宣传画、人物素描、漫画等，后多作油画，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将绘画技巧归纳为“意、章、形、色、笔”五字诀。
木心曾说，作品就是艺术家公开的隐私。今天，我们除了对《南昌起义》史诗画卷的重新审视和梳理，面对黎冰鸿先生一生艺术生涯的回顾，我们该如何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黎冰鸿在中国现当代艺术教育谱系中的位置？
历史画的艺术性是一个耐人寻思的话题。同样地，我们感受到了黎冰鸿的历史画中的独特与创新，往日里这些被遮蔽的艺术内质，又从何而来？如何被发现？
黎明烽火：
重温《南昌起义》史诗画卷
///《南昌起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历史场面的调度、整体色调的处理等方面均极见匠心。它不仅是黎冰鸿本人的油画代表作，更是新中国黎明时刻的历史见证。
黎冰鸿的一生，曾经三次创作《南昌起义》。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第一幅；1960年，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绘制第二幅，与第一幅基本一致，只是色调略有差别，表现了黎明前的夜晚，领导南昌起义的几位领导人做最后部署的场景，画面中五位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和刘伯承处于靠左的位置，在灯光与台阶的烘托下，居于画面的视觉中心。周恩来位于整个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左手叉腰右手举起，显示了对起义胜利的坚定信心。周围的革命军则手里持着武器，神情坚定，画面整体色调偏冷，烘托出严肃而紧张的气氛。画面中，远处正微微亮起的天空，预示着起义即将给中国带来一片光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先生在《黎冰鸿先生的绘画艺术》中写道：“作者在创作《南昌起义》之前，对历史人物的造型、服装、道具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画了大量的素描和油画写生，甚至对起义时的夜色、灯光的色彩和光影效果也作了分析研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朴实的画法使作品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翁诞宪先生也回忆说，“他的《南昌起义》，我们学画的时候就非常关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苏派风格，一般在暗部画得比较整，没多少内容。黎先生的艺术风格比较独特。他的风格是在暗部的内容很多，信息量大，暗部、亮度、质感都有，阴影画得很透气、很透明。高光的表达也是很独特的方式。当时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76年文革结束后，黎冰鸿应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邀请开始进行第三次创作。他特意到了南昌、井冈山地区体验生活，访问了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及其亲属，收集了当年起义领导者各个时期的照片和资料。画了数十张8开、16开，以至24开大小不等的油画习作和速写、素描等画稿。起先他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幅尺寸相对较小的纸本油画《南昌起义》，并参加了1977年春天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这次的画面中增加了人群中几面迎风飘扬的红旗，反映了势不可挡的革命力量。
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创作的《南昌起义》正稿于1977年才绘制完成，他在正稿完成前还创作了一批小稿。中国美院美术馆原馆长杨桦林谈到了根据主题性绘画作品来推断相关的小稿和素描稿的创作年代的问题。“油画《南昌起义》的情况稍微复杂，因为原先的小稿和素描稿均被定为1959年所作。我们经过反复比对，发现仅有4幅素描稿与1959年所作的油画《南昌起义》相关，可定为1959年所作，其余的均可在1977年创作的油画《南昌起义》中找到对应的人物，遂都改定为1977年所作。”据悉，黎冰鸿先生听取当时党史专家的建议修改了1976年的小稿，去掉了1976年纸本小稿中一面被扔在地上、被折断、残破的国民党党旗，依然突出表现了起义胜利后的场景，所以这幅作品又名《欢呼胜利》，这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除《南昌起义》外，黎冰鸿的军事题材作品创作，贯穿其毕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烧地契》、《秋收起义》、《我们为正义而战》、连环画《白衣战士李兰丁》、宣传画《抗美援朝、救邻自救》等，到晚年的《黄昏出击》，每一幅作品，无不殚精竭虑，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于人民军队的深厚情感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砥砺行路：
热爱生活，记录时代的现场
///作为紧贴时代的艺术家，黎冰鸿毕生都活跃在时代的现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青年时期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留下了很多速写和写生稿，现存于世的有400余件。
相比较正式的主题性创作，他的写生作品多信手挥洒，极富生活气息。在大量写生的基础上，他还创作了很多富有鲜活时代气息的作品，如《水电站发电了》描绘的是农村水电建设的场景；《种玫瑰花的姑娘》描绘了典型的保加利亚女孩的形象；《苏联画家梅尼尔科夫》是作者在火车上为艺术家作的速写；《版纳艳阳》则是他在云南的写生。
文革后，他更是深入生产、生活一线，创作中表现了时代的脉搏，呈现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大好河山的秀美风光。如“金山石化建设”系列和“镇海炼油厂建设”系列，“西北采风”系列，“江南水乡”系列，真切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面貌。
除了擅长革命军事题材及历史主题创作，黎冰鸿还特别热爱生活。他创作了很多人物的肖像画，包括他的自画像、夫人肖像，以及家人、朋友的肖像等等。今年92岁高龄的黎冰鸿先生的夫人张天虹女士回忆起来依然激动不已。“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是美术家，不知道他画得这么好，也不知道他过去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虽然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我非常爱他，他的性格很好。”浓浓的情意不禁令晚辈后学们感动不已。
据中国美术学院教授金一德先生回忆说，“黎先生的画，他画的哪怕是手指大的人物速写，都很注意人物的内心特点。我和他一起带着学生去炼油厂找一些工人来画，他不仅画得很像，且总能把这些工人的特点抓得很准，这是他教学和画画的特点。”中国美术学院孙景刚教授也谈到这一点，“他有很多才能，我是在他的不太起眼的小肖像里看到的。他对人物的表情有一种特别细腻的深刻把握的能力。”作为黎冰鸿先生的学生、后来的助教，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汪诚一先生也表示，“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东西不是技术。他作画的动机是什么，他是怎么画画的，他为什么要画，他的激情从哪里来，他心里想什么，这是一个画家最重要的。”“他是从生活中来，他有很多生活中的体验。他是从革命队伍中、从革命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画家。黎冰鸿先生没有留学到法国，没有留学到日本，也没有在正规的学校学习过，他就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他的奋斗精神，善于学习，善于吸收。”
为什么他的画能够如此打动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晓明补充道，“看看黎先生的作品，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面镜子。他的小幅速写中，对一些动作的推敲是非常严谨细致的。这可以看出他创作作品时的心是非常沉的，真正沉到里面去。”
历史遮蔽：
“作品就是艺术家公开的隐私”
///从学术的角度，如何更真实地认识到作品之间的因果，包括它的渊源？如何从黎冰鸿的一生以及他的作品中得到真正的启发，进行美术史的正确的书写？
木心说，作品就是艺术家公开的隐私。今天我们需要怎么重新认识黎冰鸿的艺术特色和成就，或许应该把他放在历史的语境中来评价。《美术》杂志主编尚辉说，“黎冰鸿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代表中国油画最高水平的画家之一，尤其是在50年代，在没有完全接受，或者是部分接受苏联绘画的时期，他看到了法国油画传承的原貌。我们会遗忘黎冰鸿的重要原因，首先是因为在50年代中后期，留苏的学生和马训班的学生毕业以后，在全国迅速兴起了苏联油画的学习高潮，这让我们几乎看不懂或者是忽视对黎冰鸿这样一类油画创作的看法。除了黎冰鸿先生，还有北京的卫天霖等等，都是被历史遮蔽的一代油画家。”
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张坚也谈到了黎冰鸿在整个中国油画的历史中被淹没与遮蔽的地位。“因为他既不是刘海粟的系统，又不是徐悲鸿的系统。他的作品是有现代性的，那种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一种观察方式。黎先生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非常在意人的受光状态。大家可以看到人物的帽檐、脸、鼻尖、肩、胸，高光的位置是用长条的笔触，是用尖毛状的笔触来勾画。这样一种观察方式是表面的，但它有非常强烈的光感，能够渲染出一种气氛。如果追溯起来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萨金特那里。”他接着介绍，“因为印象派是要抑制绘画的文学性和故事性，整个画面强调题材的平等主义，不特意地进行叙事。黎先生用这种方法提升绘画的叙事效果是很有意思的。”
黎冰鸿的确在油画中国化和现代之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副处长张苗苗谈道，“当时有很多油画民族化的讨论，但能形成系统理论梳理的并不多。他的中国式油画的理论还很具体。比如，他曾经提出中国式油画不仅是把国画的笔墨技法用于油画创作，而是要探索出中国式油画的精神。在给费以复的一封回信中，他明确提出油画和中国画不仅仅是工具和技法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内容、形式、风格上的差异。但是，我们要画出中国式的油画，就要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做新的探索。在这个方面，他已经突破了语言和技法本身来追求中国式的油画。”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关于追求中国式油画这一点上，有几位学者观点竟然如此一致。金一德先生回忆起来，“他强调中西融合，我跟他到海南岛学画画，他经常讲最好是在油画里把版画黑白的力量与中国画的构图方式融合在一起。再就是要吸收中国民间的艺术，这是他的理想，他画画的追求。他画的《水电站发电了》分明就是用中国的构图，用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形式。”张坚也说，“《水电站发电了》这张画很有中国画的意境，里面的光也非常有意思，实际上是电灯光，电灯光非常温暖。在欧洲的未来主义绘画中，电灯光是非常锐利的，用诗人的话来说就是电灯光能够扼杀月光。但是在《水电站发电了》中，黎冰鸿把中国传统的诗情画意和工业化的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种传统的审美趣味融合在工业题材的创作当中，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艺术现象。”
另外，作为黎冰鸿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的《南昌起义》，是否学界和美术史论界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盲区？中国美院美术馆副馆长余旭鸿新的研究观点也让人耳目一新。
历史画究竟是不是简单地还原历史？创作或观看历史画的时候，怎样客观地尊重历史去还原历史事件？以及浙派人物画的起源和黎先生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如今已有学者提出了诸多有意思的问题并尝试进行回答，相信这些问题日后更值得学界进一步作出研究、探讨与沉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