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维钊（公元1899—1980年）原名子平，字东武，后改名维钊，字微昭，晚年喜署劭翁，浙江平湖人。陆维钊的祖父陆少云，22岁中秀才，后补为廪贡生。他一生为塾师，先在平湖执教13年，后在新仓镇上租房设馆启蒙学童。
在私塾随祖父学了几年后，1906年秋，8岁的陆维钊进入芦川小学读书。芦川小学里有位美术教师陆柏筠，崇明人，善书法，尤精篆隶。他发现陆维钊的毛笔字刚劲有力，结体平稳，实非一般学生所能企及，认为这个同姓陆的小本家“孺子可教”，便经常在课外单独指导他写篆书隶书，并借字帖让他临习，主要学《石鼓文》、《张迁碑》等。陆维钊理解力极强，一经指点便心领神会。陆维钊对陆柏筠借给他的书非常珍爱，必定要包上封面后阅读，读完后马上送还。经过陆柏筠的教导，陆维钊的书法水平与日俱进，所写真、篆、隶书卓然不群。陆维钊却不骄不馁，始终勤习不辍，而且终身不忘自己的启蒙老师。他在75岁时还回忆道：“余之学书，实绍兴潘锦甫先生启之，学颜《多宝塔》，时余年十二。其后崇明陆柏筠先生则教余篆隶，终身不能忘也。”
陆维钊兴趣广泛，除写字画画外，还学篆刻，学弹琵琶。他爱上琵琶，也有着一段故事。陆家近邻有一位理发师，弹得一手好琵琶。一天傍晚，陆维钊走过理发店，从里面传出一阵韵律悠扬的音乐声。他情不自禁地驻足聆听，呆呆地站立了好长时间。从此，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乐器，并恭恭敬敬地拜理发师傅为师，每天晚饭后都登门求教。直到晚年，他还经常指着墙上挂着的琵琶，对学生讲起这段往事，叙述音乐对陶冶性情、沟通书画的关系。
1914年9月，陆维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秀洲书院。虽说平湖离嘉兴不远，但对从小生活在乡镇、未曾离过家门的陆维钊来说，是一件大事。从小学到中学，从乡镇到城市，陆维钊的人生旅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关于这次离别，陆维钊曾有《别家》诗一首：
风萧萧，马斑斑。离群鸟，声苦哀。
独养子，出门难。老祖走相送，寡母倚门叹。
回头一望一低首，村前村后皆青山。
可能是缺失父爱的缘故，在人生的起步阶段，陆维钊错失了三次比较好的发展机会。
1918年，20岁的陆维钊毕业于秀洲书院，经一番努力后考入私立之江大学。但次年冬季他因大病而辍学，回到新仓老家开始研读医学古文，而后在新仓镇竞存小学担任教师一年有余。
1920年，陆维钊赶赴南京，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教授攻读气象地理。可他两年后因足患“流火”，不宜作野外实习，从而改学文史，为此学习期限延长一年。
1925年陆维钊从南京高师毕业，经吴瞿庵先生推荐，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王国维教授的助教。这对一位系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子而言是一个绝佳机会。一般而言，在那个王国维名满天下的时代，能成为他的学生已然是一种幸运，更遑论是一个可拿薪水的职务。从辈份上说陆维钊要比王国维低，可当助教是介乎师生与同事之间的一种关系。无论随王国维学诗词学国学还是学古文字，当他的助教所具备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可人生在此时又出现了拐点。未满一个学期，陆维钊因祖父病重，不得已于1926年1月告假南归返乡。因父亲在陆维钊未出生前早已去世，祖父陆少云对陆维钊的影响巨大，无论教书做诗、挥写书画还是悬壶济世，陆维钊皆深受祖父影响。同年3月，其祖父病逝。
陆维钊在新仓老家守孝一年。他欲再回清华大学，却传来王国维跳昆明湖溺亡的消息。
此后多年，陆维钊一直在离新仓不很远的杭州、嘉兴、松江等地寻找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女子中学、嘉兴秀洲中学、松江女子中学国文教员，原因是新仓家中体弱多病的寡母需要照顾，自己还不能远行。期间浙江大学曾聘请他去执教，陆维钊回复“负责綦重，任教多年，不忍遽离”而婉言辞谢。很遗憾的是，到1928年5月，也就是陆维钊30岁那年，年仅53岁的母亲因病逝世，她未看到陆家独子结婚成家。
到1933年，陆维钊35岁时才与松江籍女子李吉蓉成婚。但4年后的1937年春，妻子罹患重病。同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11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陆维钊携病妻幼女举家逃亡。在颠沛流离中，其收藏的字画、善本书籍和碑帖等丧失殆尽。次年1月妻子和长女相继病故。随后，松江女中迁至上海法租界福煦路，陆维钊遂返校复课。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法租界，松江女中被迫停办。迫于生计，陆维钊开始鬻字卖画。
1945年陆维钊建立了新的家庭，与金山籍女子李怀恭结婚，不久生下长子陆开济。而最关键的是，浙江大学又寄来聘书，邀请他担任文学院的副教授。这次陆维钊抓住了机遇，他携妻子儿女前往战时浙大内迁地之一的龙泉分校报到。之后，浙大在遵义和龙泉的各院系相继迁回杭州，陆维钊奉命协助文学院院长接收罗苑分部。自1945年至1960年，陆维钊一直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继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1959年浙江师范学院改名为杭州大学，他又任杭大中文系副教授。期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列席了政协浙江省第二届第三次会议，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别应浙江美术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的邀请，在两校讲授古典文学课。
陆维钊是一位非常全面而又颇具个性的书家。他兼擅众体，无不佳妙。对甲骨、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几乎无所不能。他熟谙每种字体不同的内涵和规律，能随心变化，从容挥洒，或沉雄豪迈，或清丽和婉，或端庄厚重，或浑穆苍古，或高逸幽雅，风格各异，气象万千，令人叹赏不已，玩味无穷，达到了常人不易达到的境界。学养既深，功力弥满，故能融冶篆隶，独创“蜾扁”书体。
“蜾扁”是借用古书体名，南唐徐铉、元朝吾丘衍等以为“非老笔不能为”。然古代之蜾扁体，今人无缘见之。陆维钊晚年独创此体，非篆非隶，亦篆亦隶，亦称陆维钊体，现书法评论家界定为扁篆。这是陆维钊在书体上的重大突破与创造，也是对当代书坛的杰出贡献。陆维钊创写此体有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前后历时大约十数年。陆维钊自言：“《三阙》、《石门铭》、《天发神谶》、《石门颂》，余书自以为得力于此四碑。”
陆维钊原擅长于篆隶，而特精隶书，隶书亦喜用篆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独具个性的隶书已经成熟。传世的“抽宝剑，缚苍龙”、“同心干，放眼量”两联，其笔力千钧，龙威虎镇，气象万千，近世罕有其匹。陆维钊不满足于已得之成就，还欲创造将篆隶合一之新体。此创造欲望源于陆维钊天赋，亦缘于数十年功力之积累。陆维钊创制蜾扁体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易长为扁，纯用隶书字法，整幅布局亦用隶法，即字距宽，行距紧。唯字画构造按许氏篆文，略显生硬，且篆体笔画多，扁形中显得挤压，结体不安。
第二阶段易扁为长，篆隶笔法并用，结字不变，整幅布局略显不稳。因长形篆书中掺入隶法，横突之笔稍多，行距难紧，整幅章法布局与单个字的结体均不美。陆维钊反复推敲，反复试验，反复书写。偶有成功之字则随时检出，陆维钊衰年变法，一时入于痴迷状态，寻其结字美与章法美之内在规律。
第三阶段字形易成扁方或接近正方，个别甚至稍呈长方形。书体构造仍用篆文，笔法亦基本用篆，即使长撇亦用篆法。惟横画长笔则用隶之波磔，然绝对不用雁尾，只如《石门颂》或《曹全碑》之书尾微微上揭而已。有双肩者，如宝盖头，用隶法，其余则全用篆法。至此结字成矣，然整幅章法仍显得松散，因方形圆角之个体不易与两旁相关联。陆维钊积毕生之功使出最关键的一招，将左右结构的字放大中间距离，将左右部分各向邻近之字紧贴。一出此着即产生奇异效果，整幅章法即显得十分紧凑，面貌一新。又因一行中不可能全是左右结构之字，故虽有数字中开，行气绝无影响，反而呈现出一种奇特之美。至此，扁篆创造即告成功，时在1976年。
除了创制人书俱老的“蜾扁”体，陆维钊的衰年辉煌还开创了将书法艺术纳入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1960年，年届退休的陆维钊应好友潘天寿盛邀，由杭大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任中国画系副教授。而后在潘天寿院长的积极创导下，经文化部批准，浙江美术学院试办书法篆刻专业。学院决定在中国画系筹组书法篆刻科，筹备组由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刘江等组成，陆维钊负责具体工作，刘江协助。1963年，浙江美院正式设立书法篆刻专业，65岁的陆维钊任书法篆刻教研室主任。首期招收学生两名——金鉴才和李文采。
这一年陆维钊方才加入西泠印社，并集《毛公鼎》体篆书联书赠，联语为：庶事在乎勤造我邦家巩兹大政，宏猷无不吉率我文武扬厥朱旗。1964年招收第二届书法篆刻专业学生三名——朱关田、蒋北耿和杨永龙。为庆贺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纪念，陆维钊撰隶书联：印学庆重光推陈出新佐我党宣传莫以雕虫轻小技，艺林尊首创承先启后作亚东倡导不将宗派限人才。1979年，81岁的陆维钊接受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招收全国第一批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同年秋天，陆维钊病重住院。有感于陆维钊为艺术教育鞠躬尽瘁，1980年，浙江美术学院报省委宣传部批准，特授与82岁的他教授职称。陆维钊逝世后，《陆维钊书法选》、《陆维钊书画集》、《陆维钊诗词选》等诗、书、画作品选集先后整理出版。
1995年12月，陆维钊书画院在其故乡浙江省平湖市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