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戏曲人物画在美术界逐渐火热起来，有关戏曲人物画的话题研究也日渐增多。由于这是一门交叉学科，所以能够站在一定高度，做出精准评析的专家学者为数寥寥，但这也正好说明戏曲人物画的难能可贵、不易多得。在今天，出于文化市场的需求量以及普通百姓的关注度，人们顺理成章地大力呼吁这一领域涌现人才，笔者认为，与此同时，不妨看看前辈艺术大师所创下的高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相信弄清了先行者的成功历程，会对有志于发扬戏曲人物画的后起人才起到观照作用。
熟悉近现代国画史的人不会不知道关良这一名字，因为他在艺坛成就卓著，对后人影响深远。而他的戏曲水墨图，更加独树一帜，可以说是用国画写意人物的艺术表现形式，把戏曲经典剧目中的重要桥段所展现的人物造型、身段手势以笔墨语言再现在画面上，可谓是集戏曲艺术与写意人物绘画于一体，熔两者于一炉，做到画中既有唱念做打，戏中又有笔情墨趣，有人说他“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确非过誉之词。
关良的人生始于上世纪发端之年（1900年），终于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年代（1986年），其生活阅历的丰富程度，毋庸赘言，可想而知。学养丰厚的他，业务上专攻油画与中国画，兴趣上兼善戏曲与小提琴，这一点是常人不曾经历，甚至难以思议的。幼年间，他就爱到当时的两广会馆看京剧。与一般的戏迷不同，关良认真地拜师学戏，买回髯口等道具器物，吊嗓子，摆身段，练就了相对扎实的戏曲基本功，时而串演一把，过过戏瘾，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票友。关良在学戏过程中，逐步领略到了戏曲艺术的高妙所在。梨园行的人总说：“戏者，戏也”，这话是说戏曲艺术距离生活真实必须保持一定尺度，而戏曲又最善于用夸张的表现形式来体现生活真实。具体到京剧这一贵为国粹的大剧种，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这种夸张概括的大写意精神，使关良生发出“用十笔画的为用五笔画”的绘事感慨，他笔下的戏曲人物图，简练概括，一笔不能多，一笔不能少。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他的《漫谈戏曲画》中专门谈到了关良，说“他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此话出自梅兰芳之口，非同小可，因为这不是简单的画因人重，或者话因人重。众所周知，梅兰芳为了提高文化修养，曾潜心研习国画，尤其在八年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深居简出的阶段，更是苦心孤诣，不折不挠。由此，梅兰芳深谙国画的正宗正脉，知道人物画在历史传承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对“神似”的诉求。东晋顾恺之说过“凡画，人最难”“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据说关良也是把画全部完成后才点睛目，因为在戏曲里，看、瞟、盯、瞧、观、见，全都凭借一双眼睛来呈现，这不光是对戏曲艺术家的考验，也是对画家的考验。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看不同的对象，都有不同的感觉。戏曲艺术家对此要有分寸，画家亦然，要细细感受揣摩，把握其分寸，然后大胆准确地落笔。关良就抓住了这转瞬即逝的眼神，并使之跃然纸上，人物剧情都活灵活现。《武松打店》和《武松醉打蒋门神》表现的都是武松，但在不同的情景下有着各自配套的神情，笔墨松动简练，精神气质却充分地传达了出来。画家与戏曲家一样，把单纯的打斗动作，提炼成为倾吐角色内心活动的肢体语言，画家再进一步把肢体语言提炼成笔墨精妙的绘画语言，身心俱到。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与关良是莫逆之交，他曾给予关良这样的评价“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在他看来，关良特别懂行，他能选取戏里最为生动传神的动作神态入画，比如他画武松，不等“蹦、登、仓”落定，而是在“蹦、登”还没有“仓”的时候就把他定格住画下来了，所以关良笔下的武松“看上去很神”，像是在纸上运动着。
关良的戏曲人物画，艺术风格稚拙天真，笔墨语言极具写意性。关良喜用秃笔，落笔沉稳有静气，不尚华巧，行笔缓慢而富有神韵。人物的衣着与五官形体，关良用朴拙柔韧的线条简要写出，并随类赋彩，根据戏服的固定程式，在画面上赋以对应的颜色，用色清丽典雅。武松林冲等武生着黑色，对于武生的黑色服装，关良以笔蘸墨大胆写出，笔法生墨法，墨在宣纸上自然地分了五色，浓淡干湿相间，丰富而有变化。墨色的衣服具有稳定的块面结构，很整体，而衣裤、五官、形体多用墨线勾出，这就与成块面的墨色上衣形成生动的线面组合关系，给人活泼生动之感，再加上清丽的赋色，以及夸张活泼的舞台式造型，画面效果十分具有张力。武生老生的胡须，关良以浓墨枯笔写出，浓墨表现出须发的茂密旺盛，枯笔表现出了其硬朗。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关良在描绘须发的时候行笔较快，潇洒行笔的时候留下了飞白，飞白的出现生动地表现出了须发的动态，将画面定格在或回身或转头或搏斗的那一瞬间，合情又合理，巧妙至极。
关良稚拙天真的艺术特色很久以来都很难被人理解，甚至被人们误解为儿童画。1956年关良在北京举办画展，李苦禅带着央美的学生来看画，有学生问：“为什么关良不把人体画得标准些？”李苦禅答曰：“良公画法叫做得意忘形。”中国画向来把主观的精神因素放在重要位置，倡导“因心造境，以手运心”。不同于西方视觉意义上的“造型”，中国绘画美学追求的是“立象以尽意”，“意”是我们几千年来的美学内核，得其意而忘其形更是精神上的妙不可言。
国画的“得意忘形”，与戏曲都是表现中国传统美学上的写意精神。关良的戏曲人物画，不但在形式上把国画与戏曲两门国粹融合在一起，在更深的层次上，关良凭借着对国画与戏曲的兼修，把国画艺术与戏曲艺术以写意精神相贯连，撑起一处博大丰厚的传统文化高地。这也是笔者认为最值得今人提倡与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