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

        作者:刘梦溪2018-12-10 09:27:50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者按: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从延续的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日前,“大师讲大美”系列学术讲座:“国学、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在中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担任主讲嘉宾。何为国学?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当代意义是什么?如何在当代教育中更好地传承国学与传统文化精粹?本刊整理刊发讲座内容,与读者共享。


        关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包括浩如烟海的文本典籍、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以及民间艺术、民间礼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是同一个概念。传统文化背后的那个精神连接链,才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文化遗产。而文化传统则是看不见的相对稳定的精神结构,它充溢流淌在不同民族从古至今的人们的精神血液之中,其中包含着传统文化得以构成和传衍的规则、理念、价值和信仰。

        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不仅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成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形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的小传统。大传统指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态,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

        汉以后由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经过历朝历代的丰富与变异,不断产生文化的新质。譬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文化的融入,以及道教文化的流传,经过三者的文化汇流而产生了宋明理学,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思想史家称之为新儒学。追其缘由,主要是儒家思想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它既能吸收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道教和道家的思想,终于在唐以后逐渐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奇观。儒释道三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

        文化传统是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创造出来的文化典范来承载和传承的。文本经典和典范性的文化遗存,里面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密码,文本经典的诵习和文物遗存的熏陶,不失为现代人接受和连接传统的有效方式。跟传统的因子连接紧密的大文化人、大艺术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学者,他们的德范与风义和他们独创性的艺文杰作,能够起到为青年人提供精神模楷的作用。

        关于国学

        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同一概念。传统文化是一个涵蕴多重的极为宽博的范畴。章太炎称之为“国故”,胡适之解释为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而国学所涉及的,则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简言之,传统文化是文化形态,国学是学问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是学问的研究对象,不能把学问对象和学问本身混为一谈。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国学这个语词。比如在《周礼》里面,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后来《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明史》等史籍的记载,凡有国学一词出现,都是指国立学校。

        现代国学发端于何时?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至少在1902年,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他们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梁启超提出可以办一个《国学报》,黄遵宪认为还不是时候。他们当时讲的国学,当然是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而不是要办学校。再往前推上几年,1898年戊戌变法,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百日维新高潮之际,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劝学篇》,其中讲到学校的课程设置,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但1921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在叙论张之洞的说法时,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其中有一段话讲得更直接:“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

        梁启超这段文字,明确把国学与“新学”“外学”相对应来使用。那么可以说,张之洞提出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中学”,和梁、黄通信中讲的“国学”,其涵义大体上是相同的,即国学是和西学、新学、外学相对应的一个关于中国自己学问的概念。

        国学概念尽管使用,但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学理分梳,直到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请胡适为之写发刊词。胡适写道:“‘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意思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可以叫国学,但绝没有说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国学。不过胡适的国学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采纳。当时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所谓固有学术,指的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至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中期的朴学(以考据为中心的学问)等等。认为国学是固有学术,那是此一方面的专家研究的问题,跟一般的民众不容易发生关联。可是作为国学,却与一般民众相隔离,恐怕也不能不值得注意。

        1938年5月,20世纪的一位大儒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举办国学讲座,给国学下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定义。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泰和会语》)“六艺”又称“六经”,是经过孔子删订的现存最原初的文本经典,是古人智慧的最高结晶。马一浮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六经”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我们华夏民族,如无“六艺”为精神依据,便人不知何以为人,国亦不知何以为国。葛洪说过:“五经为道德之渊海”,既是“治世存正之所由”,又是“立身举动之准绳”,“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要之,“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

        近年我从以《易经》为代表的“六经”里面,也包括后来成为十三经组成部分的《论语》《孟子》《孝经》里面,梳理抽绎出五组价值理念: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这些价值理念,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今天和明天;不仅适合我们中国人,也适合全世界所有的人,是人类的共有价值。以我多年研习中国文化的心得,逐渐悟到: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主要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理。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

        国学、传统文化

        怎样进入当代教育

        弄清楚了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认识了它们的质性,国学、传统文化怎样进入当代教育,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按照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即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其中包括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几个环节。因此国学本身就具有施教的意涵。具体说,就是通过六艺之教来传授六艺之道,从而培养六艺之人。六艺之道就是“六经”的价值论理。所谓六艺之人,就是用作为中华文化最高智慧的价值论理,来涵养熏习华夏子孙,使之成为明德、知礼、怀仁、达用的有理性的一代新人。国学在今天进入教育,说到底,就是进行中国文化的价值教育。施教的方法、途径,主要是文本的经典阅读。“六经”文本读起来不无烦难,但《论语》事实上可以作为“六经”的简要读本。孔子讲的道理,其实就是“六经”的基本道理,只不过通过夫子的言传身教,化作了日用常行,变得更为亲切、近人、易入。此正如马一浮所说,《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可以通六艺。

        所以我认为,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国学课,主要是诵读《论语》为主。先选读,逐渐读全本。小学五年级、六年级,除了诵读《论语》,可以加入《孟子》选读和背诵《大学》《中庸》。初中,还是以《语》《孟》等四书为主,同时加上文言文的写作练习。高中,巩固《论语》等四书的诵读成果,适当加入“六经”的文本选读。大学一二年级的国学课,“六经”先读之外,可以增加一些学术史的内容,包括诸子百家的选篇。至于传统文化进入当代教育,一是精选诗词古文进入课本,作为教材;二是地上地下文化遗存的观览和熏陶;三是开设修身课,作为公民的必修课程。《中庸》对修身有定义:“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

        我的一个结论:修身,从知耻开始;学习国学,从诵读《论语》开始。

        (本报实习记者周洋整理,文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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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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