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版书向以距今年代久远、传世不多而为贵。一部书经历几百年几家几代人艰辛守护，历数劫而辗转颠沛，其曲折坎坷可想而知。浙江图书馆所藏宋刻《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的递藏故事亦是波折重重。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宋杜大珪辑。宋刻元明递修本（上集十一、中集六至十二、二十九至三十六、下集一至六、二十至二十五配清抄本）。四库底本，清俞樾题款，三十二册，框高19.0厘米，宽13.5厘米。半页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顺黑鱼尾。
杜大珪，生卒年不详。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仕履不可考，自署称“眉州进士”。书前有绍熙甲寅（宋光宗五年，1194）序，故大约宋光宗时在世。是书为杜大珪搜集北宋建隆至南宋绍兴间诸家文集所载名臣碑铭、行状及国史、实录之传记编辑而成，共107卷，所收221位名臣254篇传记。上集大都神道碑，中集多为墓志铭与行状，下集多为别传及国史、实录所载传记。所录碑传文字，不仅包括比较容易收集的神道碑、墓志铭、墓表、行状、别传，还包括散见于序跋、谥议中的人物生平事迹，为后人研究宋代人物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所不足。其传记类史书的编纂形式，被宋以后的史家所接受和效法，成为后世同类史书的范本，具有开创之功。
此本密行小方细字，行字不均（宋版书版刻特点之一），少量书页版心下有“何”“丘”“可”刻工名。避宋讳，讳字有墨围、缺笔、加注、改字等法。如“构”缺笔或注“太上皇帝御名”，“铉、垣、桓、慎、惇”有缺笔。但其间避讳不一，如“玄”或改“元”或不讳，“恒、洹”多处不讳，“慎”也有不讳，且多处有俗体字（如“國”作“囯”，“體”作“躰”，“學”作“斈”），可能出自书坊刻书。“慎”缺笔是避宋孝宗嫌名讳，“惇”缺笔是避宋光宗名讳，“扩、廓”未见避讳，当是刻于宋光宗绍熙间。部分书页有断版、漫漶痕迹，着墨浓淡不一，少量书页字体疏散，风格与全书其他页不同，有修版、补版之嫌。《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著录为“宋刻元明递修本”。黄竹纸印，纸张纤维较粗。抄配232页，约占全书28%。抄配精致，用纸与印本较为相似的竹纸，因“丘”“历”缺笔，当是清乾隆间配抄。
书上钤“寿松堂书画记”“寿松堂印”等印，知旧是杭州孙氏寿松堂之藏书。寿松堂为孙宗濂所创。孙宗濂，生卒年不详，字栗忱，号隐谷，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九年（1744）举人。孙宗濂藏书许多来自清初杭州赵氏小山堂（赵氏与孙氏有姻亲关系），而小山堂藏书有一部分来自于明末山阴祁氏澹生堂，以善本、精本知名于世。据说藏有司马光《资治通鉴》一部，比当时所见的明刻本内容更多。孙宗濂过世后，其子孙仰曾（字虚白，号景高，岁贡生，候选盐运司运同）子承父业，将父亲的藏书事业继续发扬光大。丁申《武林藏书录》载孙仰曾藏书“宋椠元雕，充牣几架，鼎彝碑版，罗列文厨”，其时收藏的宋刻本有《乾道临安志》《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等。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皇帝下旨向海内广征秘籍，孙仰曾应诏进呈精本书231种，宋刻《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即其进呈书之一。为表彰孙仰曾献书有功，乾隆皇帝特赏内府刻书《佩文韵府》一部，其进献的宋刻本《乾道临安志》后经皇帝题诗发还，一度为士林所艳羡。
《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进呈至翰林院后，经四库馆臣审核，成为用于修纂《四库全书》的本子，即作为抄写底本的书籍，后人把它称作四库底本。《四库全书总目·史·传记一》著录“《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七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今天仍能看到此书原封面上盖有的“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孙仰曾家藏《琬琰录》壹部，计书拾陆本”（原为十六册，后衬纸金镶玉重装成三十二册）朱文长方木记（四库进呈本依据）。序文首叶钤满汉合璧朱文“翰林院印”（四库进呈本依据）。
《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此书曾辗转为山阴杨鼎重远书楼收藏。“杨鼎”“杨氏家藏”“重远书楼”等印记在序末、目录等多处可见。杨鼎字铭禹，号守白，又号器之，山阴（今绍兴）人。家中重远书楼藏书约四万卷。他曾以“辛勤十七载，书卷四万余，积之颇不易，爱惜逾璠玙”等诗句以自况。据相关资料记载，道光二十九（1849），山阴沈氏鸣野山房藏书散出，善本精本大半归杨鼎所得。
孙氏寿松堂藏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战乱平息后，孙仰曾五世孙孙炳奎、六世孙孙峻先后积极搜访寿松堂散出之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末，有人兜售此本《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最后以五百金归于旧主孙家。俞樾《春在堂诗编》记“乙未（1895）岁除，有以书求售者，即《琬琰集》也，仁甫以洋钱五百买得之。”丁丙《孙氏归书图歌》有“由来宋椠已难得，何况先世之所储……时也乙未岁将徂，喜君书田稔不芜”之句。而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丁丙）年谱·光绪二十年》却记：“十二月，得宋刊《名臣琬琰集》，归之寿松堂孙氏。今有以是书求售者，府君购而归之孙仁甫丈，俾世守焉。”且不论孙炳奎自购，还是丁丙购得送孙家，关键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此宋刻《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又回到了旧主孙炳奎手上，算是物归旧主。孙炳奎因高兴重得《名臣碑传琬琰集》，将十六册原书衬纸金镶玉重装订成三十二册，用洒金蓝纸作封面，并请杭州书画家陈蓝洲绘《岁暮归书图》。此图先后经丁丙、丁立诚、俞樾、吴士鉴、吴庆坻、谭献、张宗祥等名流题咏。俞樾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观书后作了题咏，此书的序末还留有“光绪丙申（1896）曲园俞樾观于右台山馆并记”一行及朱文葫芦形“曲园”印。
聚书不易守书更难。1913年夏反袁“二次革命”中，杭城乱，孙炳奎、孙峻父子俩先后苦心经营四十载的“后寿松堂藏书”许多被当地流氓焚毁。所幸的是宋刻《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因事先被携藏上海寓所而未遭难。然珍贵秘笈始终不能世守，1932年11月，孙峻将此书以3000元售让给浙江图书馆，并以家藏淳化阁帖石刻81块相赠。孙峻晚年时，家中已负债累累，债主们知其家有藏书，想取书抵债，孙先生焦急万分，想着尽快售卖于公家，方可以长久保存。浙江图书馆获悉后，立即奔走各方，联络名流，呈请省府筹拨公款购买，经多方努力，最后省府允许教育厅从年度节余中拨二千元，余一千元由浙江图书馆自筹。（1936年4月孙峻子君牧遵父遗志将寿松堂遗藏600余种2000余册捐给浙江图书馆）
宋刻《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三十二册归藏浙江图书馆后，一直得到妥善保管，并多次向公众开放展示。在抗日战争中，其曾随浙江图书馆的其他善本书先后迁藏龙泉、庆元避难，庆幸并感谢当年孙峻先生坚持售卖于公藏单位的决定，让我们现在能一睹寿松堂旧藏宋本之风采。此书现已全文数字化，高清的数字图片能基本保持原文样貌，供读者方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