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看画记（三）——小资艺术与私人空间（作者：段炼）

段炼
　　前不久在纽约弗利克画廊看《欧洲绘画大师作品展》，见到詹姆斯?迪索（James Tissot, 1836-1902）的作品，联想到当下社会的一个时髦术语，“小资”。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这个词，它都象迪索的画一样，是其时代之社会潮流的反映，体现了一种文化时尚。

一、时尚：过去与现在

　　迪索是法国画家，但主要的艺术生活却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英国伦敦渡过。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几乎是伦敦最走红的画家。那时，经济上爆发致富的英国有产阶层新贵，崇尚往日贵族雅致的生活方式，追求礼仪和繁文缛节，模仿昔日绅士淑女的举手投足，信守上流社会伪善的道德模式。迪索热衷于这种时尚，他用自己的绘画来表现这种时尚，其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小资艺术的代表，他也因艺术的成功而成为小资社会的艺术新贵。我们在他的《船上舞会》（1874）一类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笔下美丽高雅的女子、精致漂亮的服饰、悦目动人的色彩、直白易懂的画面，无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时尚。

　　维多利亚时代，既是英国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所谓大英帝国日不落的时期，更是英国在全世界疯狂扩张的时期。这种爆发式的繁荣，使人们变得浮躁、庸俗，尤其是新兴的工商业中产阶层，以虚荣为生活要诣。这个阶层的人们，一旦有了经济实力，便向往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通常采用买官鬻爵和裙带联姻的方式，甚至不惜极端的非法方式或卑躬屈膝的方式，来进入上流社会。这就象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长篇小说《名利场》中讲述的故事一样。因此，旧日的贵族社会一方面鄙视这些拚命向上爬的社会新贵，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屈尊为新贵们网开一面。于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上上下下、维多利亚时代的男男女女，便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怨情故事。狄更斯、哈代、盖丝凯尔和奥斯汀的小说，便是这一切的反映。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界，古典主义和学院派，代表了旧贵族的审美倾向。在他们看来，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和历史宗教题材，以其道德训诫的寓意，而体现了高雅的艺术品味，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便总是被古典主义者们贬斥为庸俗浅薄，他们笔下的人物，也被嘲讽为只讲究衣着的有闲而无知的新贵。但是，也正是这个阶层的新贵，对体现他们审美趣味的艺术情有独钟，迪索便是其代表画家。

　　其实，绘画所反映的这种小资时尚，我们在法国印象派的几位代表画家那里也能看到。雷诺阿的绘画主题，多是社交场合的红男绿女，即便是神话题材，也飘荡着浓郁的脂粉气。莫奈笔下的风景，尽管作于户外，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狭小而封闭的私人空间，是他耽于内心生活的写照，而不仅仅是对自然色光的兴趣。迪索与他们有相似之处，他迎合时尚，着迷于表现女性，沉醉于私人空间。但是，迪索也与他们不尽相同，他不是一个印象派画家，当他将自身的法兰西式敏锐同英格兰式的现世生活结合起来时，他开创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画风。

　　由于他的小资时尚，由于他的独一无二，迪索在伦敦获得了非凡成功。然而曾何几时，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过去了，迪索渐渐被人淡忘，甚至关于他的生平，后人都所知寥寥。直到二十世纪末，疾风暴雨般的现代主义运动束，信息时代新兴的观念艺术得宠，后现代将目光投向被淡忘的过去，要在过去的艺术中满足一种温馨的怀旧情绪。于是，迪索在百年之后，才再次得到当今时尚的青睐。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之所以重新喜欢迪索，既是因为蜗居于喧嚷城市中的当代人有怀旧的情绪，也是因为爆发的新兴有闲阶层渴望所谓有教养的生活方式，更是因为人们厌倦了观念艺术的晦涩艰深和实际上的空洞。迪索的小资艺术以绘画性取胜，对于“读图时代”的人来说，属于雅俗共赏、浅显易懂的艺术。

　　然而，在这表象之下，迪索并非真正的浅薄，他洞悉了社会繁荣时期紧张的人际关系，表现了小资们孤独、空虚、无助的内心世界。


二、生平：从巴黎到伦敦

　　一八三六年迪索生于法国海滨小镇南德斯，父亲原是意大利的小乡绅，后到法国从事装饰布帘的买卖，成为颇有积蓄的商人。迪索的母亲是法国人，来自效忠皇上的保守而贫穷的家庭，她笃信天主教，长于设计女帽。这一切（海滨、装饰布帘、女帽、天主教）对迪索后来的艺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迪索在十七岁时，决定当一个画家，从1856到1863年，他在巴黎先后从师于拉莫特（Louis Lamothe），这是法国古典派大师安格尔的学生，虽然全无安格尔那样的成就，但却是个好老师，教出了迪索和德加。

　　迪索的早期绘画，以中世纪题材为主，受到了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后来他转入现世题材，象德加一样表现巴黎的时尚生活。当时，除了与德加为友以外，迪索的画家朋友还有惠斯勒，他们二人是在罗浮宫临摹安格尔时相识的。由于惠斯勒的影响，迪索也喜欢上了日本浮世绘和中国青花磁器，这种时髦的东方趣味，也反映在他的绘画中。1868年，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日本政府更邀请迪索任博览会日本馆的艺术主持。

　　正是小资画家的世俗性，毁掉了迪索与若干画家朋友的友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罗斯金批评惠斯勒的艺术，惠斯勒卖不出画，濒于破产，便将罗斯金告上法庭，并要迪索出庭作证。当时迪索也苦于罗斯金的批评，但却不愿得罪这位大批评家，因而拒绝为惠斯勒作证，二人的友谊到此结束。至于德加，他曾送给迪索一幅画，作为二人相互欣赏和同窗友谊的表示，可是迪索后来将画卖了出去，德加闻讯怒而与其绝交。在巴黎的画家朋友中，唯有马奈同迪索保持为友，因为他们二人都对俗务感兴趣，都热衷于描绘都市生活，也都以有闲阶层的女子为表现对象。但是，印象派在当时尚未得到社会的完全认可，巴黎的时尚社会对其速写式笔法，尚未全盘接受。1874年，马奈邀请迪索参加印象派画展，为了不染上印象派的“恶名”、不影响自己的市场声誉，迪索拒绝了马奈的邀请。

　　一八七O年，法国与德国爆发了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次年发生震惊世界的巴黎公社起义，起义者们一度放火焚烧罗浮宫；旧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的财产，也遭到剥夺。迪索参加了巴黎公社，有人说，他参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父亲留给自己的财产。不管怎样，巴黎公社失败后，迪索被政府通缉，直到1874年，他都在政府的黑名单上。

　　为了逃避通缉，也因为巴黎艺术市场被战火破坏，迪索于1871年6月逃到伦敦。他先为时尚杂志《名利场》画漫画，后来又画肖像。站稳脚跟后，他开始描绘伦敦的时尚社会。《太早了》（1873）画了新贵们急于参加贵族舞会的尴尬场面，《音乐会》（1875）则是对这类社交场合的直接描绘。由于迎合了维多利亚的时代口味，迪索得到了新贵和有闲阶层的青睐，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被称为“英国绘画”。这些画，多以社交场合的男女为主角，讲究精确的写实描写和文学叙事性，间或微带伤感，但并不矫情；其内容符合维多利亚社会关于“节制”的行为规范，其画面令人赏心悦目。

　　迪索的艺术，一方面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新贵的欢迎，另一方面，代表贵族上流社会崇高品味的批评家们，则不断对他的艺术进行抨击。无论是伦敦艺坛的坛主罗斯金，还是巴黎文坛泰斗龚古尔，都对他毫不留情。 龚古尔曾这样说：“迪索？就是那个专事剽窃的艺术家，他在伦敦的巨大成功，只不过是利用了英国人的愚蠢而已。”印象派女画家莫丽索（Berthe Morisot）对迪索的成功充满了敬意和醋意，她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说：“迪索的日子过得象个王子。我去伦敦拜访他时，说了很多夸他的话。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甚么了不起。”


三、私人空间：画家与模特

　　到伦敦后的第四年，一位叫凯瑟琳?纽顿（Kathleen Newton）的年轻女子，闯入了迪索的生活，并成为他笔下的女主人公。迪索的艺术开始由公众性转向了私人空间，在《十月》（1877）和《七月》（1878）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一个方面。迪索与纽顿的关系，是当时伦敦艺术界的一大绯闻，也是英国美术史上关于画家与模特之间的一段哀惋故事。

　　纽顿是爱尔兰人，生于1854年，其父是爱尔兰军官，在印度服役。一八七一年初，十七岁的纽顿只身远渡重洋，去印度与一位英国医生结婚。在船上，她同风流的船长有了短暂的韵事。婚礼过后，纽顿将这段情史告知了丈夫，结果，丈夫提出离婚，并很快得到法律准许，纽顿不得不在当年返回英国。离婚以后，纽顿生下了她与船长的女儿丽莲，母女在伦敦的住处，与迪索相邻。但是，无人知道他们究竟何时相识、怎样相识，只知道纽顿于1876年第一次出现在迪索的画上。

　　在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和有产阶层的风流韵事司空见惯，几乎每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体面绅士都有秘密情人，公众也认可情人关系。但是，按照当时的时尚和行为准则，情人必需是是隐密的，不得出现于社交场合，不得暴露在公众眼前。作为艺术家，迪索没有遵守社会公约，他与纽顿双进双出，并带她参加艺术家圈子的各种聚会。 1876年，纽顿的儿子乔治出生，人们认为这是迪索的儿子，但也有美术史学家从时间上推算，迪索并非真正的父亲。也就在那一年，纽顿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住进了迪索的豪宅，他们开始了六年的公开同居。当时，迪索40岁，纽顿22岁。也许是为了不影响自己在艺术市场的声誉，迪索屈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未同纽顿结婚。

　　纽顿给迪索带来了新的艺术灵感，他那些表现私人生活的作品，成为伦敦艺术市场的新宠。这些作品的视野，是单纯的私人空间，例如凭窗临海的室内景，纽顿或斜躺在沙发上（《窗外风暴》1876），或侧坐在餐桌旁（《看得见码头的房间》1877）。在这些作品中，除了画家对女主人公的脉脉情愫外，人物的衣饰、室内的陈设、窗外的海景，是画家一如既往所津津乐道的描绘对象，而这一切也正是维多利亚时尚的兴趣所在。

　　几年之后，纽顿肺病发作，健康情形每况愈下，迪索的绘画主题，遂倾向于对病人和弱者的同情，如以纽顿为模特的《昏倒的女人》（1881）。在这些作品中，纽顿和她的孩子成为主要人物，而迪索本人，也时常与他们一同出现在画面上。这些作品的背景或为海港码头、或为自家花园、或为卧室客厅，其人性的温情，得到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喜爱。

　　一八八二年底，二十八岁的纽顿死于肺病。与纽顿共同生活的六年，是迪索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也是他最多产、最成功的时期，纽顿的形象，成为他的绘画标记。情人的离世，结束了迪索生命中最辉煌的阶段，对他来说，一个美丽的人生和艺术世界就此消失了，他无法再在伦敦生活下去。葬礼后的第五天，迪索抛下自己在伦敦的房产和画室，匆匆回到巴黎，结束了十一年如梦般的伦敦生活。回到巴黎后，他转入了宗教绘画，画出了圣经题材的组画《浪子回头》（1882）。

　　多年以后，纽顿的女儿丽莲和儿子乔治，专程去巴黎探望迪索。后来，迪索立下遗嘱，将自己一笔可观的财产，留给了纽顿的儿女。迪索的一生，跨越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1901年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他也于次年去逝。那时的英国和欧洲艺术界，现代主义得势，过去风行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画风失宠，迪索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一九三三年，伦敦才举办了迪索去逝后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据说，在画展开幕那天，有一男子走到纽顿的画像前，对人们说：“这是我母亲“，然后就不知去向。这句话，为迪索和纽顿的故事，画下了最后的句号。

四、小结

　　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也无论是在他走红的日子，还是在他去逝以后，艺术界对迪索的批评，首先是说他缺乏想像力。这是针对他那些关于伦敦社交生活和他自己私人空间的作品而言的，在这些作品中，他尊崇库尔贝的写实主义原则，只画自己双眼看得见的东西。迪索受人非议的第二点，是他题材的偏狭和雷同。所谓偏狭，指他的“英国绘画”只有悠闲的小资内容；所谓雷同，指他的处理方式，例如社交场合以及《太晤士河上》（1876）那种一男二女的场面，而他的私人空间，也总是衣着考究的女子。不过，有些批评并不公正，例如龚古尔夸张地说他剽窃，其实，迪索融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题材和法兰西人的敏感，将学院派技法、比利时画风、日本浮世绘、印象派色彩、拉斐尔前派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以及文学性的叙事方式等，溶为一体，发展出了独有的小资画风。即便是他庸俗的小资情调，却也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之庸俗风气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