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其峰:“活着,就要能干活”

        作者:核实中..2010-07-06 10:59:30 来源:网络

        “孙其峰简介】

          1920年生于山东省招远县。早年毕业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曾先后从师于徐悲鸿、黄宾虹、李苦禅、王友石、汪慎生等名家。擅山水、花鸟画、书法、篆刻,兼治画史画论,曾任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绘画、工艺系主任,天津市书法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现为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天津市海河印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

        孙其峰是我国当代著名花鸟画家,并擅长书法、篆刻,同时重视美术理论研究。1947年自国立北平艺专毕业之后,半个世纪以来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而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每天散步是孙老的习惯,“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他都坚持出去散步。我们住的这个楼比较特别,要出去必须下这个楼梯——相当于二层楼呢,每天上下一趟运动量就不小。”(上图为室外,下图为室内)


          孙老的另一个习惯是记日记,五十余年坚持不懈。遗憾的是,早年的50多本日记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散佚。后来有一位朋友曾在市面上觅得两本孙老日记,对方索价每本5000元。现在,他仍然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名人似乎都有些相近的习惯:顾颉刚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诸如“眠未着。读《聊斋志异》”;蒋介石则一生热衷写日记,几乎不间断地写了五十余年(孙老犹有过之)。


          虽然孙老已年届九十,但每天吃完早饭画上几笔依然是他不曾间断的“早课”。尽管已经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天南海北四处游历写生,但科技的发展又给了他新的“视野”——现在很多人背上专业器材进行野外拍摄,而他们拍得的照片经常能够保留野生动物的“原汁原味”。孙老的家人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野生鸟类图片,而他就以这些图片为对象进行创作。


          晚上如果有时间,孙老喜欢拉拉京胡,“经常是电视里放着京剧,遇上他熟悉的曲段就拿起京胡拉上一段。”据说,拉京胡不但是孙老在画画和读书之余的爱好,还是一种锻炼手脑协调能力的“秘方”。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过去从事创作和教学工作,生活不太规律,经常熬夜;现在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起床后做一套操——那是他早年就学会的‘八段锦’,这些年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又有所变化。”孙老的一日三餐也极有规律:七点早饭、十二点午饭、下午六点晚饭,基本上有菜有汤,“都是平常人家的粗茶淡饭,只是根据医生建议,为了保证营养,每天做一个海参给他。他自己也很有节制,不会暴饮暴食,而且知道自己需要摄取什么样的营养。”


          除了画画之外,孙老的手经常是拿着书的。在他卧室床边摆满了各种书,“这些都是他经常看的,有的是一段时期内常看的,有的书像《聊斋志异》是他一直都非常喜欢看的。”

        孙其峰:可教可艺,余愿足矣

          他是公认的艺术大师,在美术教育领域更是开创了一片繁荣天地。他刚刚度过90华诞,这也是他拿起画笔后的第82个年头。像这样的一位老人,早已可以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但他依然心系艺术创作和培养新人,一刻也没有停歇过。他是极有计划性的人,尽管已90高龄,仍会在某个时间段内给自己做好“计划表”,读什么书,画什么画,他都能做到心里有数。

          他坚信,中国画是一门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艺术。

          天津美术学院拥有深厚的国画教育底蕴,而孙其峰正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的重要组织和倡导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便大胆聘任张其翼、溥佐、李智超、李鹤筹、秦仲文、萧朗、王颂余等著名中国画家前来执教,建立了一支以传统型画家为骨干的教师队伍,为天津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传统型画家深受排斥的时代环境中,能够把这些画家团结在一起,充分发挥才能和积极性,显示了孙其峰的勇气和远见。此外,孙其峰还在学校中大胆实行留校、引进人才和以老代新措施。正是因为他的努力,使得天津美院中国画系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专业特色和发展潜力,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中国画教学体系。

          孙其峰曾经说过,他的教学“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叫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即重视传统而又兼顾其他。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画教育中,强调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改造中国画。孙其峰一方面接受主流思想,重视写生;另一方面尽可能维护传统,适当强调临摹和师徒传承关系,强调学习传统画论与笔墨语言。他的努力也使得天津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形成平衡发展的态势,弥补了主流教育的不足,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教学传统。他认为,要学好中国画,必须把技巧技能的学习与传统文化的学习结合。他也教导学生要博学多能、广泛涉猎,要成为一个有全面文化素质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有技能的人。

          “教”与“艺”,似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

        “将来要做个像样的画家”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的家乡?

          孙其峰:我的出生地——招远,当时虽然落后,但在我眼里它很美。我们村子东边有山,西边有小河,常年流水,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在我的“美学库存”里,一直留有这些画面,甚至连后来“存入”的黄山玉屏楼和始信峰、三峡的神女峰和滟滪堆都不能勾销它。

          记者:家庭环境对于您日后从事书画创作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孙其峰:我父亲、祖父和几个叔父都爱写字,并且对外人写的字有时还加以品评。有时候我还能听到村里人背后夸他们写字如何如何好,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家有一个三间的大客厅,里面陈列着一些古今名画(大半是假的),我祖父、父亲有时还跟客人一同品评一番,我往往听得很入神,这也为我后来走上画家之路奠定了基础。但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舅舅王友石,我经常听母亲说舅舅如何学画、如何成名,以及他作为画家的一些故事,每次听母亲跟我讲舅舅的故事,我都在想:长大了我也要做个画家。自从对画画产生兴趣后,每到春节各家都挂起各式各样的画,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不厌其烦地去人家家里看画,甚至连一些壁画也成了我欣赏和学习的对象。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露出在书画方面的天赋?

          孙其峰:我6岁开始上本村学堂,那里设有书法课,而我由于祖父和父亲的关系很早就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旦有了书法课,自然而然就爱上它了。我写的(字)在全校都是一流的,每年春节前,学校停课为村民们写春联,先生忙不过来,还拉我当他的帮手。那时学校没有图画课,我有时就自己画几笔,老师看见了非但不责罚我,反而夸奖我画得不错。记得有位姓高的老师喜欢画画,他第一次到我们学校时就把自己的作品挂满一屋,我经常找借口去他的屋子里看画。有一年我得了病,卧床不能出门,只好在屋里帮母亲染窗花——从那以后,邻居家便都知道我是染窗花的能手。

          后来我考入招远中学,这里只有图画课而不设书法(课)。有一位图画老师叫徐人众,他是齐白石的学生,受徐悲鸿的影响也很深。我非常羡慕他、崇拜他,并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个像样的画家。因为这里没有书法课,我就和几个爱好书法的同学自发临起字帖,有时偶尔被爱好书法的老师看见,也给我们一些指导。



          记者:您后来到北京去做学徒,这期间有怎样的收获?

          孙其峰:我当时在“正源兴”当店员,没什么时间可以外出,就连去舅舅王友石家,也需要有“理由”——所谓“理由”,就是经理有事,我才可以出去。对于北京的画家,我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又何谈交往?对急于学画的我来说,决不能“听天由命”,必须想法子。后来我借外出送货的机会,偷偷去公园看(国画)展览,或者顺便看一些店铺门脸上的匾额、榜书,回到店铺再凭记忆学着写或画。我的默写本领,大概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养成的。

          在“正源兴”店员生涯的后半段时期,我开始得到师兄弟们的同情,有人甚至被我“传染”上了写字画画的爱好。

          记者:后来您进入国立艺专,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的?

          孙其峰:我在艺专从入学到毕业,度过了三个年头。开始的一年是在日寇统治时期,那时学校没有什么活动,只有个别同学半路“回家”,据说是去了解放区。我那时一心扎进业务堆里,除了痛恨日本鬼子的统治外,最让人难受的就是物价飞涨。1945年秋,国民党来了。国民党初入城时,我还很兴奋,因为终于看到自己人了。可几个月后,这些“劫(接)收大员”就现了原形,贪污腐化花样百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丑态样样毕露,我对他们的最后一点点幻想也破灭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学校里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其后在学校里参加了一些进步同学组织的活动,使我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这种认识促使我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等到大游行结束之后,国民党就盯上我了,我被他们看作是“匪谍”学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我刚刚毕业,他们就要求我离开学校,这更使我痛恨国民党。原本在1947年春,学校看我成绩很好,决定毕业后留我当助教,而且是由徐(悲鸿)校长亲自通知我。现在不但留校不成,还变成了开除。

          我上艺专的三年里,主要是舅舅负担我的费用,因为我除此之外再无稳定的经济来源。舅舅不仅是我求学的经济支柱,而且是我做人的楷模。他一生老老实实为人,兢兢业业教学,艰苦朴素地对待生活。虽然他在这些方面说得不多,但更多的是他的无言之教。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做人的规则和治艺的门槛。

          记者:在您生活上最困难的这段时期,家人给了您怎样的支持?

          孙其峰:“穷而后工”这句古语形容我的治艺道路也很吻合,1947年我爱人、孩子、妹妹、父母六口人的担子一下子压在我的肩头,真的有点承受不了。因为我刚刚毕业,连维持起码生活的能力都还没有,后来经过舅舅和朋友的帮助,好歹安了个家,找了几份教学方面的临时工,勉强维持。

          我能够在工作极度紧张,工作非常困难的时期坚持作画不懈,可以说主要是得到了妻子的帮助。那时我身兼数职,在外边根本没有时间画画,是她把家务活全包了,我一回家,坐下就画,起来就上班。我很感激她,我的书画成绩,至少应算一半是我妻子的功劳。

          记者:您的艺术造诣和美术教育成就都很高,这两方面您更看重哪一个?

          孙其峰:过去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两件事情都是我很乐意做的。我平时遇到很闷或者没有精神的时候,只要学生一来,我就来了精神;画画也是如此,平时脑子里经常想着(画画的)问题,很容易走神。

          那些对画画一直保持着热爱的学生我就愿意指导他,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在路上收的——我每天散步,经过他家门口,他家门口种了竹子,我常常观察,有时还画些速写。他是这些竹子的主人,打听后知道我是画画的,就想和我学画,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指导。现在他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守在窗户前,拿着画等我给他指点。所以干这个(绘画)的人有时候就像有职业病,喜欢(教)学生。

          记者:现在很多人学画的目的不再那么单纯,希望通过学画达到赚钱发财的目的,您认为学画的意义是什么?

          孙其峰:现在学画的年轻人中,有的人(学画的)想法是不对的,把画画看成牟利的手段。画画说到底还是为人,不是为己的。它不仅仅是自我完成、自我欣赏的过程。古时的一些文人画家抱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比起现在拿着画画(自我)包装、宣传、吹牛的人要好点。绘画还是为人的,就像电影演员和导演一样,他们没有一部电影是演着玩儿的,都是要和观众见面的。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个人情况不同,想法也不一样,我那时的想法现在看人们都不会相信——什么时候画花鸟画不再受批判,不再说我是为大老板和地主老爷们消遣作画,可以随便为人们画画,我就满意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这些,我那个时候画花鸟画都比人矮一头。当时花鸟画在市场上的情况是,我给学校去买镜框,一个镜框里面带着一幅王雪涛的画——王雪涛也是(画花鸟)一流的名家——我和老板商量能不能把画抽出来,我只要镜框,少算我些钱。他说那不行,不要画也是那么多钱——画其实是白搭的,画就是个陪衬,这就可以看出当时花鸟画的地位。我看现在的人学画太幸福了,愿意什么时候画,想怎么画都行。

        记者:您觉得国画和书法的启蒙是不是应该从小时候就开始?

          孙其峰:应该是从小时候开始。这种艺术比较高(层次),需要有一个(培养)欣赏水平(的过程)。现在京剧界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小孩子看得懂电影却看不懂京剧。电影是写实的,京剧(包括国画和书法)是写意的,要高出一层。这并不是说写意的好,写实的就不好,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对于孩子来说,他看得懂写实但看不懂写意。现在小学里已经有书法课,图画更是早就有了——图画课偏重写实,这样慢慢就能够培养出小孩子们的艺术欣赏水平。

          记者:现在中国画也有很多创新,您觉得这些创新对于国画的发展有益吗?

          孙其峰:(中国画)应该是创新的,历史是在发展的,永远是新的替代旧的。但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问题,有些人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新”就是一切——新的不一定都好。新与旧是一对矛盾,好与坏又是一对矛盾,新的不一定都好。新的画法如果水平很低,它也不能说是好的。新的东西在相当的时间里会变成旧的,但好的东西就不会被历史淘汰。“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国画)发展的核心问题。

          有些情况下所谓的“新”,并不见得就一定是好的。搞点与别人不同的新面目并非难事,关键是要有内涵,要体现真、善、美。

          记者:您理想中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孙其峰: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不应该只搞技术,有关的修养还应该都有。如果光搞技术,到一定时候很容易上不去,只注重“法”字,不搞更高级的“理(论)”。这样只在形而下的圈子里转上不去,无法达到形而上的高度,到发展的后期就上不去了。

          记者: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孙其峰:如果还活着,得让我能干活,如果不能干活,活着也没有多大意义。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手别坏,腿还可以活动,眼别坏,还能画画。

          记者:您现在思考些什么问题?

          孙其峰:我每天都看书,最近看书没什么计划,比较随便。画画也天天坚持,经常给自己找些新的课题,比如以前没见过的花我就拿过来画。最近常在画的是丹顶鹤。

          记者:您现在在教孙辈们画画吗?

          孙其峰: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是经常来,有时候会拿些自己的画让我看看。


        记者与孙其峰合影

          【记者手记】

          “我就是对花鸟画的创作有瘾头,有感情——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就跟爱打扑克的人看到扑克一样。”

          第一次到孙老家,难免会有些忐忑——90岁的老人,德高望重,加之引荐者一再叮嘱“能不能采访成要看老爷子的身体状况”。事后证明,这种担心完全多余,老人的精神很好,接受采访时更是让我受宠若惊,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认真思考每一个问题,字斟句酌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第二次到孙老家是因为要补拍照片,这次再见孙老似乎少了许多客套——他俨然把我当作了“常客”,简单招呼后便坐在桌前开始画画,完全忽视了拿着相机东拍西拍的我,季康先生还很热情地充当了临时摄影师。

          两次造访加上一些道听途说,让我逐渐勾勒出“大师”真实的一面。论画功,90高龄依然伏案忘我的孙老已经给了我最好的答案;讲人品,在他身边聚集了众多不求回报的后生晚辈——正如孙老所言,“感情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

          如果不能成为大师,那么有缘的话至少可以选择追随大师,才不算虚度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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