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与“长安画派”

国内外收藏家常把四川画家石鲁誉为“中国的凡高”，其独特的诗、书、画、印在美术界堪称另类，也是中国美术界公认的13名现代国画大师之一。
　　成都美专学绘画

　　石鲁，原名冯亚珩，因崇拜明末清初画家石涛与作家鲁迅，改名为石鲁。1919年12月13日，石鲁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公乡松林湾一个商贾家中，父亲冯子庸终日以种花养鸟为乐，不问家事；母亲生于官宦之家，知书达理，通晓诗词歌赋，对石鲁影响颇深。冯家在松林湾是个大户人家，家有冯氏庄园，内藏书十万余册，石鲁幼年足不出户便能阅读大量书籍。
　　1931年，石父因病亡故，石母开始对石鲁严加管教，希望他能重振冯家祖业，但石鲁生性活泼，受不了封建家法的禁锢，常与长工一起玩耍，情同手足，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次，家中请来一位画家为院中的楼亭阁室作画，兼教族中子弟绘画，石鲁此时显露出过人的绘画秉赋，每次作画，皆是佼佼者。母亲严厉的管教令石鲁颇感压抑，1933年秋天，年仅15岁的石鲁徒步180里山路来到成都，进入东方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
　　在东方美术专科学校，石鲁开始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等诸家名作，崭露头角。1936年底，石鲁毕业，仍回到仁寿县，在文公乡小学任美术教员。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石鲁上课时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主张，针砭时弊，并组织学生排练抗日节目，由此得罪地方保守势力，加上此时母亲逼他完婚，结婚后第三天，石鲁即离开文公乡，再次来到成都。
　　这一次，石鲁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历史学系借读，当时，学校不少年轻人都向往革命，一次，林伯渠到学校作抗日讲演，石鲁听后深受感动，决心去延安参加抗日。1939年春，石鲁用家里寄来的学费，从寄卖店买来一辆旧自行车，开始了他的征途。他先是来到西安，入三原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3个月后转入民族革命大学，参与组织了先锋剧社，演出抗日戏剧。不久，石鲁暗中联系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奔向延安。

　　延安作版画

　　石鲁到延安后，先是进入陕北公学，后又来到西北文工团。延安的一切令他感到无比兴奋，“记得我第一次带着满脚血泡进入延安看到宝塔山时，激动得连脚痛也忘掉了”。
　　在文工团，石鲁担任美术组长，设计舞台布景、道具，在先锋剧社他演过话剧，在延安也参加演出了《生活在召唤》、《蜕变》等话剧，他是四川人，不会普通话，闹了不少笑话，便下决心不再演戏了，一心想去鲁艺学绘画，但文工团一直不放他走。两年后，石鲁终于下定决心，找到时任鲁艺创作部的教员王朝闻，王朝闻看了他的画，非常惊讶：“你现在来不是学生，而是教学生了。”这席话令石鲁颇感欣慰。在文工团，石鲁结识了闵力生，两人情投意合，结为伉俪，并很快有了小孩。闵力生是团里的骨干，孩子便交给石鲁来带，无论酷暑，还是寒冬，石鲁都背着孩子，带着自制的马扎，捧着画板四处写生。1946年，石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4月，群众日报社增出《群众画刊》，石鲁任主编。
　　此时石鲁的创作以版画为主，兼及年画、连环画，作品有《娃娃兵》《群英会》《妯娌俩》《民主评议会》《打倒封建》《说理》等。《打倒封建》《说理》是这个时期石鲁的代表作，前者刻画了农民冲向地主庄园的宏大气势，后者则描绘了农民清算地主剥削账的细微场景，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堪称中国版画的精品。《中国版画五十年》收录了这两幅作品，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美术家说：“本来有规定，凡不是专业版画家的作品一概不收入集子。石鲁同志解放后一直专业从事中国画创作，但他早期的版画作品《打倒封建》、《说理》，我们以为非破例选入不可，因为这两幅作品的历史地位是引人注目的，任何时候谈起延安版画的成就，都不得不提到这两幅作品。”

　　创立“长安画派”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出任西北美协主任、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全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委、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务，闲暇时间，仍然创作出《变工队》、《侦察》、《移山》、《王同志来了》、《幸福婚姻》、《巧女绣花山》、《古长城外》等诸多精品。
　　1955年，石鲁出访印度；1956年，又到埃及访问，短暂的国外生活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回国后即出版了《埃及写生集》一书。当时，俄罗斯油画正在中国展览，俄罗斯画家惊人的写实能力、表现生活情节的准确性令许多画家为之折服，整个中国的绘画创作，涌现出一股学习俄罗斯的潮流。石鲁冷静审视了中国绘画的现状和前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他认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格式与西洋古典与实主义的近似，但表现方法上“笔墨加素描加淡彩”的效果却无论如何不能与西方近现代油画相比肩。在中国画画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中国画自有其东方美学特征的科学性”，“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师古又脱于古，师今又脱于今”，“师石师其心，得其神，遗其貌”，“笔、理、法、趣、意为国画之至理”，“国画当以形写神”。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石鲁开始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他试图将山水画中的皴法与花鸟画中的没骨法运用于人物塑造，这不妨看作是石鲁“创宗立派”的前奏。此后，他走南闯北，先后创作出《转战陕北》《延河饮马》《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峡映碧流》《逆流过禹门》《山雨欲来》《宝塔葵花》等独具风格的作品，在中国画家中独树一帜。其中，《转战陕北》是他此时致力于中国画创新的一个里程碑，这幅画既具有中国古代诗画结合的特点，又将西洋画中的构图、明暗等绘画技巧融入传统的中国画创作中。
　　石鲁迅速将这种创作技巧运用到他的绘画创作中，不管是江南风光，还是名山大川，在他笔下都别具一格。《太白山颠》《秦岭山麓》《华山下棋亭》是他此时的代表作。在创作《华山下棋亭》时，石鲁一反传统画法，画出一个全身披甲的华山。石鲁在中国画上的创新，吸引了一批西安画家投身进来。1961年国庆，石鲁与西安国画研究所的画家们的作品在北京展览，以其清新而豪放，瑰丽而清淡的风格，轰动了整个北京，在国内外画家中引起巨大震动，随即被称为“长安画派”。当时的画家在说到“长安画派”时，纷纷用“在国画新技法的发展上，可说是一颗炸弹”来形容。著名美术家吴作人说：“像他们这样大胆尝试，能有如此的成绩，在1961年的展览活动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然而，石鲁的“长安画派”并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一些保守的画家，认为石鲁的作品缺乏传统，所谓“远不见马夏，近不见四王”，贬为“野、怪、乱、黑”，“粗野”，“叫喊”，对此，石鲁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何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不为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黑心动魂魄。
　　野怪乱黑何足论，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
　　1964年8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石鲁作品选集》，收入石鲁作品20幅，然而，正当石鲁为之兴奋不已时，书中的《转战陕北》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定罪，画册也勒令停止发行。有人劝石鲁换一幅画，或者将这幅画做点修改，都被石鲁拒绝。

　　“黑画家”的晚年

　　文革中，石鲁被斗成“黑画家”，当时西安的钟楼下挂着一幅别人贬低石鲁的漫画，石鲁则每天站在钟楼下，向过往的群众讲解。此时的石鲁只有借写诗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不堪一笑是尔曹，公然一直上竿高。平生多有何竟是，不过一纸文纪要。乱吵乱骂登龙榜，啼笑姻缘又一楼。可堪半打新权贵，豺狼当道世堪忧。1969年，石鲁不堪虐待，从“牛棚”出逃，跑到广元大巴山，要饭，吃野菜，晚上就睡在山沟里，两个月下来，如同野人一般，又被当作特务抓了起来，差点丢了性命。
　　生活的创伤给石鲁带来极大的打击，他中年住在一间他称为是“芦屋”的斗室里，身着肥大的大衣，或嬉笑怒骂，或自吟自唱，以酒代饭，如痴如醉。奇怪的是，此时的石鲁竟然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接连创作出《华山之雄》《骄雪图》《青青者长松》《龟蛇图》《峨嵋积雪图》《荷雨图》等作品，达到了另一个艺术高峰；形成了诗书画印相配合，意理法趣凝于笔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独特风格，他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的凡高”。
　　1976年10月，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石鲁激动万分，当即画下一幅《月季》。因常年受摧残，健康状况恶化，1982年8月25日，石鲁辞世，著名国画家关山月为他作挽联：
　　是有鲁迅骨头，品画论人，泪洒南粤； 非附石涛骥尾，惊凡骇俗，派创长安。
　　1985年，石鲁名作《华岳之雄》在美国纽约以5万美元成交。1992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石鲁信手拈来的“空灵”两字，竟以5.5万港元拍出。1989年，他的《峨嵋积雪》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65万港元成交。3年后，《峨嵋积雪》再次在苏富比亮相，结果以235.4万港元成交。石鲁的作品不断为世人所认可，中国美术界也给予了这位喜于创新的画家高度评价，在中国公选的13名现代国画大师中，石鲁与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吴昌硕、林风眠、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蒋兆和、刘海粟、黄胄共同分享了这一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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