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被技术理性与物质浪潮裹挟的时代，诗歌仿佛成为一座漂浮于喧嚣之上的孤岛，在形式主义的自我狂欢与精神高度的悄然塌陷之间摇摆不定。当同质化的表达湮没个性，当“小我”的浅吟遮蔽时代涛声，诗歌何为？诗魂何依？吴耿渔先生的诗集《唐古拉山与沱沱河》，恰似一脉源自青藏高原的澄澈活水，以其质朴而深沉的流淌，为可能陷入迷途的当代诗坛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回应。
唐古拉山
这部诗集首先以其创作主体的独特性构成一种诗学突围。作者兼具企业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打破了书斋写作与自身经验的界限，将大地行走的实践性体察转化为诗性观照。这种“在场者”的视角，使吴耿渔先生的创作摆脱了职业诗人常困扰的技术迷思与话语惯性，重建了诗歌与生活、与山河、与时代的血肉联系。他的诗句不是语言的空中楼阁，而是生命与大地碰撞的深沉回响。
在美学建构上，诗集展现出三重维度的融合与超越。其一，是以崇高意象系统重建诗歌的精神海拔。唐古拉山的巍峨与沱沱河的奔涌，不仅是地理意象，更是崇高的诗学隐喻——象征着对精神高度的不懈攀登与对源头活水的虔诚坚守。在《唐古拉山与沱沱河》中，“胸怀巨爱，随心起伏，外化为一座高山”将情感与山河融为一体，体现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宏大胸怀，回应了当代文化中崇高感缺失的深刻焦虑。
其二，是以家国叙事与历史意识激活诗歌的社会维度。诗人继承自杜甫、陆游以来的忧患传统，将个人感悟融入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如《祖国风雅颂》中，“横扫五千年岁月的长风”与“沉积三万载的尘土”等诗句，把个体情感投入历史长河，形成与民族命运的深刻对话；《边关月》中“霍去病丢弃的甲胄生了锈，漠北的烽火台，已种满牡丹”则通过历史意象与现实景致的叠合，在苍凉中注入生机，在厚重中透出希望，赋予边塞诗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其三，是在古典语体与现代精神的融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桃花吟》中“桃林十里映朝晖，似海繁花接紫微”秉承古典诗歌的意象系统和韵律美感，而“辞送寒冬迎春归”则隐含对新时代的礼赞，使传统意象焕发现代生机。诗人巧妙地将格律诗的形式之美与当代人对故乡发展的真挚情感相结合，形成一种“接地气”的高雅，实现了古典诗学传统的当代转化。
沱沱河
诗集的哲学价值在于它直指当代文化的核心焦虑：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如何重建精神价值？诗歌何以保持其超越性？吴耿渔的创作实践表明，诗歌的尊严不在于语言迷宫的构建，而在于对世界的真诚感知；其力量不在于技巧的炫耀，而在于思想的重量与情感的纯度。这种本真性写作，正是对抗虚无主义与技术异化的诗意方案。
当然，作为非职业诗人的创作，某些诗作在艺术完美度上尚有提炼空间。但恰是这种略带“笨拙”的真诚，反而凸显了诗歌最本真的力量——它不是精致却苍白的工艺品，而是带着生命温度与时代印记的精神结晶。
十里桃花
《唐古拉山与沱沱河》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诗学宣言：诗歌既需要唐古拉山般的精神海拔，也需要沱沱河般的源头活水；既要仰望星空的超越性，也要扎根大地的现实性。诗人的双重身份在此达成辩证统一：企业家的务实精神与诗人的理想情怀，共同塑造了一种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独特视角。
这部诗集的价值超越了个体创作的范畴，它为当代诗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诗歌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基础上，必须保持与时代生活的深刻互动，必须重建精神高度与社会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吴耿渔先生的实践不仅是一次个人诗意的抒发，更是一次诗魂重铸的文化尝试。
当诗歌重新找到它的源头活水，当创作重新连接时代脉搏，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在这片古老而又现代的土地上，必将生长出更多既承续传统、又直面当代，既具个人风格、又蕴含人文关怀的壮丽诗篇。这正是《唐古拉山与沱沱河》带给当代诗坛最珍贵的启示。
胡硕堂
2025年9月13日於广州天河
﹝胡硕堂：中国散文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理事、广州市文学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天河区文联副主席、天河区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