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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领军人物，这位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家以其图式化的绘画语言和蕴含着中国式幽默的创作思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获得国际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他的艺术成就不但为学术界所认可，也在艺术市场中得以印证。其艺术历程和艺术风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典型个案，其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地位和所享有的国际声誉，也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偶像。在诸多个人作为或时代机遇、艺术本体或政治环境等因素中，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和艺术天赋是构筑这些现实和虚幻情境的根基。无论是在早期艰苦的生存境遇中对生存方式的主动选择，在恶劣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拒绝退归于限定的艺术规范和模式而忠实于自我的精神诉求;或是成名后自觉抵拒来自外界各方的影响，而坚持艺术创作的创新与坚守，无不源自这种反叛精神。
这种反叛精神在岳敏君的创作理念中体现为对自我、对社会、对文化的全面解构。社会生活的具体事件、个体的某种非常规的身体状态等，都会成为艺术家再现的对象，而这种再现并非是纯粹现实主义的，而是融合了戏仿、挪用、拟像等方式，呈现了一种“玩世”的态度，一种对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的调侃，一种对任何既定规则和模式的解构。而作品潜在的批判指向，因社会政治文化等大环境和艺术家个体生活状态的改变，逐渐从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对人类文化和整体生存境遇的观照与反思。在艺术家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不同的创作主题并行交错展开，艺术语言也从传统的架上绘画，渐次延展至雕塑、装置、影像等领域。
最为公众所知的是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自画像系列”。艺术家以重复的笑脸图式，或是再现某种日常生活现象，如“圈子”、“关系”，或是呈现某种身体状态，如“十五个活着的姿态”、“十五个文字动作”，或是置于某种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图像符号之中，如“帽子系列”、“功夫系列”等。满不在乎的自我形象传达了某种无所谓的精神状态，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我和社会生活现象的无意识的解构。在“名画系列”中，艺术家以自我形象复制西方艺术史中的名作，如“自由领导人民”、“西阿岛的屠杀”等，这不但体现了艺术家对艺术史的解构，同时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在“草原赞歌”、“闲云野鹤系列”、“对称”等作品中，自我形象与动物形象并置、同体或拟态，表现了艺术家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的反思。在“太湖石”、“中国亭子”等作品中，自我形象与具有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图像符号的并置，则暗含着对民族文化历史的解构，同样的创作思路也体现在“现代兵马俑雕塑”、“石像生雕塑”等作品中。对政治事件的解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命题，而贯穿于艺术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如“春天的故事”、“绑架”、“寻找恐怖主义”、“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雕塑”等作品，都直接以政治主题为表现内容。
“处理系列”中，艺术家以影像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再现某个现实或历史瞬间中的人物或场景，这种瞬间的记录往往会唤起类似于历史记忆的心理情愫，隐含着对某种社会政治情境的模糊的影射。在这层画面之上，艺术家以抽象的笔触破坏了原本建立起来的影像文献的效果。统一的或圆或方的笔触遍布画面，形成自身独立的语言结构，解构了底层的影像文本，从而实现了对原作的 “处理”。于是，艺术家以图像和绘画的视觉关联表述他对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等各个场域的权力运作的解构。
“场景系列”中，艺术家复制了西方艺术史中的名作或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代表性作品，如“草地上的午餐”、“马拉之死”、“开国大典”等，但同时抹去了画面中的所有人物，只留下人物缺席的场景。通过这种缺席的复制，艺术家成功地挪用了原作所有的图像意义和深层社会文化意义，又以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缺席，实现了基于艺术家自我主观意识的对历史和文化的重新书写。这种重新书写会引发观者对原作的质疑，对人物缺席的思索延伸为对原作中人物在场的反思：是基于何种因素这些人物被置于画作之中?艺术家以这种方式对艺术史、社会史的书写展开全面的解构。
“迷宫系列”是艺术家近年来展开的重要创作主题。如果说“自画像系列”暗含着某种自我回归的情结，那么“迷宫系列”则昭示了自我升华的趋向。“迷宫系列”的主题更为宏大，涉及宗教、中国传统文化、国际政治环境等诸多层面。在“迷宫-寻找中国艺术系列”中，艺术家以汉字书写构建迷宫的框架，把中国传统水墨图式，如水墨人物、花鸟、山水等置于框架之中。杂乱的布局刻意打乱观者的观看常规，使其迷失在文字和形象的迷宫之中。而迷失又会进一步激发其探寻的欲望，最终在杂乱的图像和繁复的文字结构中识别汉字的语义。无疑，这是对传统中国水墨的复制。而复制的效果，无论是被重构的汉字还是水墨图式，都是粗糙而没有章法的，更准确地说是艺术家有意打破诉求于笔墨章法的惯常的中国画读解模式。于是，观者从对画面形式层面的关注被拉回到纯粹观念的解读。在对传统中国水墨的解构中，艺术家质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载体的水墨画体系，其整体建构和发展的封闭性。从“自画像系列”对自我力量的强化与依恋，到“迷宫系列”自我消融于对宗教、文化等宏大主题的观照，体现现了艺术家从“玩世”向严肃的文化使命感的转变。
艺术家特有的“玩世”态度与对文化使命的诉求在大型装置作品“公元3009的考古发现”中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09年岳敏君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了“公元3009的考古发现”主题个展。在偌大的展示空间中，尺幅巨大的绘画、等人的青铜雕塑、带有生物形体特征的抽象的展架、电视等日用品、如兵马俑般的破损的陶塑等，共同营造了一个呈现于未来博物馆中的我们当下的生活场景。这种呈现方式显然是艺术家模仿当代的博物馆模式而建构的，而模仿似乎又旨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反差会引发观者深入探寻的欲望。进而，观者会发现艺术家对具体物品的极具幽默感和荒诞意味的重新命名，如电话被命名为“昆曲的伴奏乐器”，水壶被称为“礼器和祭祀用品”等。命名与物品实际意义之间的荒诞关联，会引发观者对命名所指代的文化考古的深思。这里，在复制与挪用、隐喻与转喻的多重转化和冲突中，艺术家把人类发展史中诸多悖论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他没有试图给出答案，而旨在引发疑问，质疑人类发展进程中文化历史书写的合法性，以及所有被奉为经典的规范、制度的合法性。
通过不同创作主题的延展与深化，岳敏君以其固有的反叛精神，不断突破艺术形式、创作主题和创作模式的局限，忠实于自我个体的生命体验，并观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主题。无论是玩世的表象，还是深层的文化反思与解构，他的艺术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艺术理念和视觉文化转向，这使他不但跻身于国际高水准的艺术平台，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也预示了其创作的开放性和前卫性。凭借其多年创作所凝聚的内在力量和累积的文化学养，岳敏君将继续展开他无尽的艺术解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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