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不朽的歌》创作札记（作者：王为政）

不朽的歌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央电视台、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决定在“七·一”期间联合主办《八十光辉》人物画精品展览，以建党80年来涌现的80位模范共产党员为特定创作内容，以艺术家的视角和手段塑造其光辉形象，彰显其非凡业绩，弘扬其革命精神。

我被分配创作聂耳肖像。进入新时期以来，像这样指定内容的“创作任务”似乎已经时过境迁，很少见了，而且一般来说，“命题创作”方式也难以唤起画家的创作激情，充分体现艺术个性。然而，我对于这一“任务”却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历史人物画向来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聂耳又恰恰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历史人物，早在八十年代就曾经创作过以他为题材的作品，现在可以说是再一次的开掘和升华，仍然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首先面临的是作品的主题。我查找了所能见到的聂耳的有关资料，反复阅读，感到在聂耳23年短暂的一生之中，最为光辉的亮点当然是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有意思的是，当初聂耳创作这首曲子也是一次“命题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一首插曲，题目和内容都出自田汉。当时，田汉在香烟盒纸的背面一挥而就写完了歌词，还没有来得及誊清就被捕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时代的最强音，民族的最强音，聂耳被深深地打动了，也是一挥而就，他迅速配上曲谱。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着抗战军民“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之后，这首歌的生命力也仍然没有结束，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长鸣，鼓舞着我们以“血肉筑起长城”的决心和雄心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当我们的国歌在雄伟的天安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响起，中华儿女都情不自禁地热血沸腾。一首歌成为国家精神、民族魂魄的象征，一首歌成就了两位英雄，这也许是田汉、聂耳所始料不及的。不以英雄自命的人成了英雄，未曾奢望不朽的作品终归不朽，偶然之中有必然，这似乎也是一条规律。

形式是主题的载体。在反复的构图中，我始终把聂耳的形象和长城联系在一起。绘画作为视觉艺术，必须以可视的形象感染观者，而中华民族可视的形象，似乎也只有长城最具代表性，何况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中就已经点明“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１那么，长城怎么体现？起初，我把聂耳的形象雕塑般地“合成”在烽火台上，后来又浮雕般地“镶嵌”在长城墙面上，都觉得太“实”了，因为我要表现的是长城的意象，而并不是实景；艺术贵在含蓄，太“实”了反而过犹不及，流于一般化。那些日子，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头脑里总是萦绕着“长城、聂耳”，“聂耳、长城”，草图画了不知多少幅，终不能“九朽一罢”。有一天，我经过东便门，那一段保留下来的旧城墙从车窗外闪过，斑斑驳驳的墙砖使我心中一动，猛然想起传统的石刻拓印形式，如果以此方法在聂耳身后拓印出一面城墙，经历风雨驳蚀的砖石的自然纹理将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远胜于笔墨之描摹；它可以“实”到每一块斑痕、每一道砖缝都实实在在，却又可以“虚”到省略透视和体积，平面构成，象征性地体现“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意境，这不正是我所追寻的艺术效果吗？苦苦求索，偶然得之，我的兴奋是可以想见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画面的中心，聂耳的形象。中国美协的胡宝利同志为我提供了一幅聂耳的标准像，我又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到多幅聂耳照片。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照片都不够清晰，而且互相也不大相像，如果不指出姓名，请人辨认，恐怕很难认出这些照片上的人都是聂耳。这也是历史造成的。聂耳英年早逝已经六十多年，见过聂耳的人已极少健在，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这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反过来说，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既然贴近哪一幅照片都难以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倒不如打破资料的局限，塑造一个我心中的聂耳：椭圆脸，狮型鼻，单眼睑，厚嘴唇，高颧广额，浓发中分，西服领带，这是我从一系列照片中所综合出来的聂耳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些基本特征，我在画面中心画了聂耳的半身像，他左手持琴，右手拉弦，正在情绪激昂地演奏；面部强调了高挑的剑眉、坚毅的眼神、弧形的唇线和飞扬的长发。这时，恰有客来访，我突然发问：“你看这是谁？”客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聂耳”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好了，聂耳已经在我笔下复活了！

一幅画的诞生，一腔心血的结晶。为了我们的国歌，为了国歌的曲作者，值得。我最后在画面的一角写下题目：《不朽的歌》。是的，长城不朽，我们的祖国不朽；为国歌谱曲的聂耳，歌也不朽，人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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