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传统 着眼现代——著名画家于新生先生访谈（作者：张倩丽）

于新生作品欣赏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诗人王安石的《元日》是一首欢庆春节的诗，其中“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就是贴春联和年画。又是一年佳节到，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专访了多次在全国美展中获奖并对年画颇有造诣的著名画家于新生先生。

新春之际谈年画：年画是我的“旧情人”

记者：大家都知道，在您的艺术生涯中，吸收年画等民间美术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很多作品曾在世界各地展出或被收藏，像《喜船》、《农家新居》等，都曾获得全国性大奖，能谈谈您是如何与年画结缘的吗？

于新生先生（以下简称于）：我是从1976年开始接触年画的。当时我在寿光工作，正好有个山东年画的晋京展。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就创作了一些作品。后来又到潍坊美术创作班搞创作，通过对民间美术一段时间的接触，感觉年画这种民族的艺术形式包含着一些本原的、朴素的艺术基因，便有了兴趣，吸收民间美术又创作了一些作品并参加了几个全国性展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就一直搞了下来。

记者：您是从专业角度进行年画创作，能结合获奖作品《喜船》谈谈您与民间艺人在年画创作方面有哪些相通和不同之处吗？

于：作为专业画家，在运用民间艺术语言进行创作时，所站的角度以及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和民间美术肯定是不一样的。《喜船》在创作上，其整个的构成关系、人物造型不完全是民间的，而是结合了一些专业的东西。民间年画的艺术特色和其木版印刷的工艺特性直接相关，由于制版的限制，民间年画构图必须饱满，线条布满画面，印刷的时候纸张才不至于陷下去，弄脏画面；颜色也只有红、绿、紫、黄等单纯的几种。这样在画大场面的时候，民间年画的二维空间造型就显得简单，容易散。因而《喜船》没用纯民间的造型，而是运用在写实基础上变化出来的装饰造型，从而达到审美上雅俗兼容的效果。

从色彩运用上，《喜船》大面积地使用红色来表现热烈的气氛，这是民间美术赋色的特点，具有喜庆和吉祥的象征性，与专业创作也有相通之处。但是从造型特点上，却与民间艺术不同，比如同样是表现荷花，民间艺人的造型往往是源于传统的程式，或是自己主观地随意创作出一种造型来，这种造型多属于感性的东西。至于在画面上怎么安排，只是凭感觉或传统程式。而专业画家创作时主要从理性方面考虑，整个画面的构图需要什么样的“形”，这个“形”在这里是否合适，怎样造出这个“形”来，往往要看这个“形”在画面上所起的作用，这就有一个理性构图的问题。《喜船》里的荷花，“形”基本上是对称的民间美术的审美趣味，但“形”与“形”的组合并非是随意的，它的整个骨架的形式感有规律地理性排列设计，这样就把视点集中到画面人物身上了。总之我的创作是对民间美术的结合与吸收，并不是去画与民间美术完全相同的东西。

记者：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喜船》之后就不再画年画了。据了解，中央美院已于80年代末撤销了年画专业，随后山东艺术学院的年画专业也改名为版画。画年画的画家少了，艺术院校里年画作为一个专业也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年画其历史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于：年画的兴衰是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相联系的。在五、六十年代以前，那时的民间美术比比皆是，它和当时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水平、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年画是一种实用美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使用。老百姓过年张贴年画，并不是将年画作为艺术品要收藏流传下去，而是从祈福纳祥、驱邪避灾、装饰民居等实用角度考虑。以前人们在旧民居里烧火做饭，墙壁被熏得很黑，过年贴几张年画，去旧迎新，添了喜祥，起了吉利和装饰作用。现在人们居住条件好了，连农村都时兴装修了，有的还学着城里人，弄一些所谓的名人字画挂在家里，年画的实用性越来越弱，所以也就日渐式微，很少再贴年画了。现在有人提出抢救民间艺术，就是因为民间艺术快要消亡了所以才抢救。恐怕以后人们再想看年画、老虎头帽子等民间艺术品，就得去博物馆或者民俗艺术馆了。

记者：在挖掘、抢救年画等相关的民间艺术的过程中，您参与或者说您所了解的具体工作有哪些呢？

于：从我个人来说，年画是我的旧“情人”，很早就开始了年画的研究和创作，并且也收藏了许多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品。年画虽然在民间开始消亡了，但是却越来越引起一些专业画家和研究者的关注，现在仍有不少画家对此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我目前的人物画创作中，也一直尝试着把年画的一些东西结合进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许多精力其实并没放在绘画上，而是一直在关注的龙文化造型起源的研究，我们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艺术造型，研究它就是研究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我对龙造型的研究完全是由对民间艺术的研究触发而起的，不想却研究到民族艺术的根上去了，并且有了与众不同的观点和发现。虽然因此放弃了一些画画的时间，但我觉得这个研究意义重大，值得去做。

政府也在有意识地参与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抢救，相关的资金也开始投入，山东潍坊作为全国三大年画产地之一，通过对杨家埠年画这个品牌的挖掘、研究、宣传，设立了杨家埠年画研究所，还建立了一个民俗文化村，并同其它艺术形式浸透结合，尽可能地做一些现代人也能接受的艺术品种，比如和潍坊的风筝文化结合在一起。其次，就是和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做成旅游纪念品。另外，在有一些文化品位较高的人又开始将年画等民间美术品作为一种家中的装饰陈设，这是民间艺术实用性的一个新特征，但这时它已是艺术收藏品了。我认为挖掘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应该像保护大熊猫等野生动物一样，形成全民的一种共识。

谈国画：艺术家要有艺术个性和社会责任感

记者：在您从事中国人物画的创作过程中，似乎内容也总和民俗生活有一定关联，很多作品在一些全国性大展上获了奖，和“年”相关的作品——《大过年》，是您国画创作的一件巨幅作品，俗话说：“百节年为大”，在新春之际，能谈谈您的《大过年》在创作时是如何体现出“大过年”的这种气氛呢？

于：这幅画是为某国际书画交流展组委会约稿而画的。从题材内容来看，这是一幅热闹、饱满，大场面的画面，“大过年”的关键在于体现一个“大”字。

春节最主要的节日有三个：除夕、初一、正月十五。最热闹当数正月十五闹元宵，各种花灯、烟火及民间表演活动非常多，画面能画得热烈而有气氛。可元宵节总还不是年节的代表性节日，用“大过年”为题画“闹元宵”显然不太合适。大年初一的主要情节是大拜年，人们走街串巷，互相问安，虽然热闹，但情节单调，也不可取。剩下的只有画除夕。除夕的情节多，有画头。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除夕之日的农村均是以家庭为单位活动，没有众民相聚的场面，用三五人的小家庭来画“大过年”，“大”字难以体现。也只有增加人员和道具“凑”热闹了。除夕人们的年节活动分室内和室外，人物活动不容易集中。以室内为背景，把室外的某些活动也尽可能的穿插其中——我决定这样去构成画面。人们围绕着灶台做年饭，坐在炕上吃年饭，周围是梳洗打扮和各种娱乐活动。室内放满了体现丰衣足食和带有吉庆意味的各种物品：猪头(赐福)，鱼(吉庆有余)，年糕、面花、馍馍，饺子，花灯、门笺、鞭炮、灶王、民间玩具及各种蔬果等。这是一个喜气盈门的欢乐场面，勤劳的人们要在过年这个时刻，尽情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

由于画面表现的人物、道具繁多，因而我比较注意大形的处理，除把人物安排在一个“S”形的结构中之外，我把所有的人物和景物都压缩在一个与拱形边缘相协调而有变化的大形内，造成一种丰富当中求单纯的艺术效果。这样大过年的气氛就出来了。

记者：看您的人物画，从题材、风格等方面前后有很大的变化，能谈谈您最近的创作情况吗？

于：最近画了一些水墨小品画，题材是一般的古装人物题材，主要想通过这些画将着眼点放在水墨语言的把握上。用单纯的笔和墨，研究怎样使它产生一种丰富的效果，尽量地使这种单纯的笔墨语言包含的东西多一些。这种包容并不是说从题材上进行包容，而是从形式语言上、笔墨处理上怎样去丰富它，从而达到一种学术上的品位。我之前的人物画色彩用得比较多，墨的东西少一些，最近创作水墨小品，主要是线和墨结合，颜色削弱了，单纯地用墨来表现不同的笔法在画面当中的组合。艺术因素的单纯性，是对心情的一种放松。我还打算把它和我原来学过的油画、年画的东西结合起来，尝试我自己的中国画风格，到那时可能就非驴非马了。

记者：有很多画家会因为别人喜欢某种画，为了迎合别人的需求而画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社会需要这种关系呢？

于：我画这些水墨小品，社会需要是一方面，但这并不是说我要画俗画，我主要是想通过水墨画这种形式达到一种学术上的磨练，即解决传统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再就是从语言形式上，中国画有很深奥的东西，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不是说哪一个人很快就能掌握的，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艺术要和社会接轨，但从内在的着眼点上我还是要坚持我的艺术追求，做一些学术方面的探讨。

说实在的，任何人都离不开两个方面的肯定，特别是艺术家，一方面要树立自我，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如果一个艺术家，一味地迎合世俗，那么它就成了俗画家了，没有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个性。但另一方面，他还要适应环境，获得社会认可。人在社会中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如法律、社会伦理、规章制度等等。艺术家也不能偏到另一个极端去，“我就是要突出个性，我不管与社会是不是合协”，那么你的艺术到底是给谁看的呢？不管你有多高的艺术天分或艺术观念多么“前卫”，你的艺术最终还是要给人看的。就像凡高，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看，他精神偏执，不考虑自己的画能不能被世人接受，就按自己的想法来画。他活着的时候只卖过一张画，这张画还是他弟弟为了安慰他买的。但最终凡高的艺术还是要被社会承认的，人们在认识可他之后，才能在美术史上给他一个定位。一个艺术家，不管你的个性多强，你追求艺术个性没有错，但你总还得有点社会责任感吧！“前卫”具有艺术观念的先知性，是正常的，但如果艺术始终不被社会认可，那他的艺术在这个社会中就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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