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和业余的界限---记“专·业·余”艺术活动

　　早在去年底成都双年展之后，成都画院张颖川就给我打电话说，将在今年四月份策划举行一个艺术展览活动，邀请各行业的专家在何多苓工作室作一个不是艺术作品的作品，要求是都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特性，准备邀请的人涉及到医生、教师、物理学家、木匠、石匠、评论家、画家、舞蹈家、诗人、记者等等。其中记者这个行业的他们准备邀请我来参与，因为近年我一直对成都及国内的当代艺术比较关注，也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活动资料。当时听到这个策划觉得很有意思，听说老栗他们都要参加，并且要做作品，所以也就欣然同意了，但是对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心里一直都没有底。





　　到了今年三月份，张颖川说展览推迟了，准备在七月份，心里松了一口气，因为根本就没有想好要做什么。虽然一直都在关注当代艺术的各种门类及各种活动，但是真要让自己做一个作品，却又觉得无从下手。5月19日，在何多苓工作室举行了一个艺术展览，名为“羽化·存在”交叉艺术展，算是工作室的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艺术交流活动，参展的同样的都是来自不同艺术门类的年轻艺术家们，他们在那里将装置、行为、舞蹈等作品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那一次我们准备参与“专·业·余”艺术活动的大部分人也都到了现场，实地感受一下工作室的空间，并希望能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当中找到一些灵感。“羽化·存在”上的作品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但是给人共同的感受就是大都与现场空间环境没有什么关系，随后，“专·业·余”艺术活动的策划者及大部分创作者在河边上举行了第一次碰头会，刘家琨说希望我们的这次展览能够充分地利用现场的空间，部分创作者也初步提出了他们的方案。





　　六月初，是我们参展创作人员交方案的时候，然而我的方案却一点眉目都没有，一直到了六月底，我到成都画院将个人资料交给张颖川，在和她的交谈当中才突然想到了作品的表现方式。





　　现代社会被称为“传媒时代”，不同社会环境当中的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传媒的影响，传媒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意识以及行为方式当中。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传媒运作方式不同，媒体对于人们的影响也同样产生着不同的效果，但有一点共同的是，媒体的传播特点以及现代人们对于媒体的依赖，使媒体对于受众来讲始终处于强势的地位，人们总是被动的接受传媒的话语权的支配，新闻事实的真假只能由传媒决定，而传媒所传播的事实又会受到其自身局限和外界因素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受众只能接受已经被过滤甚至被异化了的新闻事实。特别是传统新闻传播方式长期以来的影响、电视新闻当中程式化的语言更使受众对媒体的选择从被动转向主动，人们也希望能够与传媒产生互动的关系。新闻不再是某个强势群体独自占有的工具，受众同样希望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是以记者、主持人的身份参与这次活动，所以我就设想我的作品直接挪用中央台晚上九点的新闻节目“现在播报”，邀请现场参加展览的观众和艺术家现场播报新闻并且进行评论，同时通过网络在现场的电视机中播出。通过不同身份的人对新闻主播身份的替换，以及他们对于新闻内容的自主性的评论，以消解传统新闻传播的程式化、缺乏个性色彩的模式。这个设想说出来之后，得到了张颖川的认同，第二天即形成文字报给了组委会。





　　何多苓工作室位于郫县犀浦镇，交通不太方便，所以方案确定下来之后，就专门抽了半天的时间带着台里技术部的负责人到工作室看看了现场的情况，初步选定将工作室外面左边的草地作为我们的节目制作场所。在那我们准备搭一个新闻演播台，同时我们确定了在工作室里外将安排四台电视机，在室外的草地上还将放置一台背投彩电。回去作了个预算之后，发现严重超支，不得不将一些内容精简，不过还是入不敷出，只好自己补上。在七月初我们再一次到工作室看场地时，刘家琨最后将我们的位置安排在了进门的平台上，我们只好立即对我们的方案做了适当的调整。





　　我在近一年多来国内外发生的新闻当中挑选了八条，如“9·11事件”“韩国队获世界杯第四名”“第二届行为艺术节”“广东查获盗版光碟”等，将新闻画面重新整理了出来，专门制作了一张六平方米的新闻演播室的背景，并且预租了一台72英寸的背投彩电。





　　7月2日以后外地来的艺术家和评论家陆续来场，如栗宪庭、费大为、张柏烟等，7月5日我们摄制组一行人员便到了工作室，将演播室搭起来，开始预先邀请这些参展的创作者们录制他们的主持片断。当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意图之后，这些评论家、艺术家及创作者大都对这个创意比较感兴趣，欣然同意参与节目的制作。由于每个创作者都在忙着自己作品的布展，我们只能见缝插针，趁他们有空的时候抓紧时间进行录制。老栗选择的是去年的“行为艺术节”的新闻进行播报和评论，特别针对朱昱误将猪弄死的那个作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选择“韩国队获世界杯第四名”的人比较多，可能由于世界杯刚刚结束，大家对于韩国队不寻常的战绩都有很多话想说。平面设计师和汪建伟都选择了“广东查获盗版光碟”一条，并对中国的电影爱好者深表同情。翟永明最不愿意面对镜头，但最终她还是很友好的选择了《现在播报》这个作品的介绍作为自己的口播内容，我也正好将这段作为整个新闻节目的开始。在录制现场我们临时还邀请了整日里看守何多苓工作室的黄大爷也来了段“现在播报”，老人家生平第一次坐在主播台上，说的话自然也都是非常朴实，但依何多苓的话来说，黄大爷在这见了这么多世面，说话也圆滑了不少。





　　这一天在场的创作人员大都进行了录制，内容已经可以制作一期30分钟的节目了，回到台里马上进行制作，一直到了六号凌晨的两点多才将一期《现在播报》的节目制作完毕。





　　第二天一大早，摄制组一行人便来到了何多苓工作室，开始安装现场电视机及线路铺设，同时我们邀请其它未参与录制的创作人员进行录制，包括费大为、朱成、木匠和石匠等。下午在活动开幕的前后我们又邀请了其它一些参观展览的人员参与节目录制，有意思的是，朱昱也来到了展览现场，他前段时间在北京又做了一个未公开的作品，这次来也被我们邀请当了一回新闻主播，不过他没有选择那条有关他的新闻。下午三点左右，原定举行的开幕式被取消，《现在播报》在几台电视里的播放即宣告“专·业·余”艺术交流活动正式开始。





　　几天来一直都在忙于自己节目的制作，展览开始之后也才真正仔细的观看了其它参展创作者的作品。进入工作室的大院，最为醒目的，就是建筑设计师刘家琨的作品“随风”。何多苓工作室本身就是刘家琨设计的，也在国际上获过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比较低调，近年开始频频介入各种艺术活动，这次的交流活动他更是主要的策划人之一。这次他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参加展览，便是以非建筑材料构造了一个不是建筑的建筑。他用八个汽球将一张巨大的农用遮阳网平吊在院子的上空，网的四周又吊着许多蒲扇，网下是摆满酒水、冷餐的长桌，周围的人们在饮酒吃东西的同时，如果热了，可以随手拿起挂在身边的扇子扇两下，这个“建筑”的观赏性和实用性得到了充分的结合。





　　在工作室左边的草地上是台湾画家张柏烟的装置作品“无题”，几十根线从草地上一直斜拉到房顶，线上穿着菱形的锡箔片，在风中不断的翻动，反射着晃动的阳光。





　　工作室左侧的游泳池里是翟永明的作品“正如你所看到的”。在水池里的地面上，贴着几句小翟的诗，在另一边的水底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水池里的水染成了金黄色。小翟和唐丹鸿跳入水中，在桌前以及那几句诗的上面进行游动，并且尝试着日常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小翟说她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她目前的写作状态，活动进行当中，朱成被人推入水池当中，他却全不在意浑身湿透，反倒兴致勃勃地游起泳来。





　　何多苓工作室有一个标志性的构成就是贯通工作室内部，并延伸到外部的长廊。长廊在工作室的外部是一个斜坡，纪录片导演唐丹鸿的作品就在那里，名为“断桥”。她用几张镜子将斜坡的中段三面包围，这样从远处的某个角度观看这座斜桥，就会感觉中间一段消失了，形成了断桥。唐丹鸿说她的这个作品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展示了她想即时纪录生活原生状态的不同方式。





　　走进工作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贴在墙上的一组的图片，这是平面设计师欧宁的作品“盲”。这组图片据他讲是由非专业的人士用傻瓜相机拍摄的，虽然是非专业摄影师的制作，但拍摄的内容却是非常的真实而自然。





　　走上二楼，墙上贴着的，就是评论家费大为的作品“看病”。费大为在准备他的作品时，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体现其身份的转换，以切合本次活动身份错位的主题。由于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这次来到成都他就顺理成章的以病人的身份去看中医，并且以医生开出的药方来具象地表现其身份的变化。应该说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观念性。





　　二楼走廊的第一个房间里，是教师赵川的作品“中立的点”。赵老师也是参展创作人员当中非常认真的介绍自己作品的一位，她是教计算机的，其作品也带有了很强的理性色彩。她对于结构非常敏感，所以不少作品都是对结构的不同展现，并通过结构来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元素并置在一起。如“思考的手式”，她以头梳的组合摆放来象往着人们思考时的手式和交流时的状态；“意象的菊花”以一种菊花的结构来摆放着不同的日常用具；另外还有将钨原子的结构和学生时期捏制的泥人摆放在了一起、将光碟进行传统和现代方式的不同组合等等。





　　二楼里面的一个房间是物理学家颜其礼的作品“未来的行为方式”。他为大家展示的，其实就是最新的蓝牙技术对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在现场他通过手机控制电视机、台灯、电风扇的开关以及视频的传送。





　　一楼的过道当中，是舞蹈家文慧的作品“明星美容院”。浴缸里盛满了大米，墙上贴着挖去了眼睛鼻子的明星画像。文慧在展览开始之后便从这里出发，在工作室内外沿途进行即兴的舞蹈表演，并且向周围的人们推销她们的环保美容产品。舞蹈家通过具有明显艳俗风格的行为对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美的实用心理以及其影响进行了反讽。





　　一楼侧面的小房间里，是艺术家汪建伟的作品“厨房”。汪建伟说建筑的修建是为了完成某种功能，而这个房间同样具有了实用性的功能，但却这种功能却一直被空置着，所以他在北京录制了不同生活环境下的声音，然后在这个房间的中央摆置一台电脑和一对音箱，将录制的声音播放出来，以把具有某种实用功能的声音元素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使这个的房间的功能完善起来。





　　一楼的背面有个小房间，里面是外科医生刘家珍的作品“医患之间”，他在房间中摆放了一个手术台，手术台上是一块墓碑，在墓碑上放着一颗心脏，医生在对心脏进行抢救的同时，自己的头却被放在手术台旁的一个绞架里面，他想以此来表现现在医生在救死扶伤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一楼的侧面是网络工程师黎涛的作品“响应”，他事先收集了几百人的手机号，其实有部分人是当天来参观展览的观众。他们在现场通过电话线与网络商联系，利用互联网同时向这几百人的手机发出一条短消息，使这几百个人的手机同时开始响应。网络虽然是无形的，但黎涛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网络的存在。





　　在一楼的里面有两个小房间，一边是何多苓的作品“何多苓工作室改造计划”，一边是栗宪庭的作品“老栗借住的房间”。何多苓将工作室的外景局部照片进行重新组合，以形成一个新的建筑。栗宪庭在房间里摆上了普通居家的家俱，以消解房间本身作为工作室的功能，并把自己转换为一个包工头，通过不同的效果图将何多苓工作室进行时下流行的庸俗化的装修改造，老栗作为一个批评家借此尝试了一下他的另外一种针对现实的批评语言。





　　一楼的天井是雕塑家朱成的作品“长期作业”，一个巨大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个与之不成比例的小人，艺术家创作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一成不变、思维老化的问题，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本质的毛病一下子就被直观地展现出来，朱成说在一个艺术家长期的创作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样的过程，结构大于本质，他的这个作品只是想表现这样一种状态。





　　在工作室的后面，木匠和石匠一直在辛苦地做着他们的作品，说是作品，其实更象是在做他们本职的工作。木匠叶克勤的作品叫“刨花”，他将一方木头认真的加工成刨花，石匠秦光涵的作品叫“弄斧”，也是将一块石头加工成一把石斧。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作品更贴近本次活动的主题，在一个展览的环境当中展示他们本职工作的艺术成份。





　　在工作室右侧的草坪上，是雕塑家师进滇的作品，他将铁丝加工成不规则的网放置在草坪上。在工作室里面的墙角，还有香港的前卫艺术团体“进念二十一”的负责人、戏剧导演荣念曾的作品，他委托人在墙角铺上一圈泥土，并在泥土上植入草籽。





　　当天下午前来参观展览的观众有不少，如此偏僻的地方聚集了数百名艺术家、评论家、艺术爱好者，也算是何多苓工作室准备作为一个开放的工作室对外开放开了一个好头。





　　7号下午，在刘家琨的“建筑”下进行了本次活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对于本次活动的定位、关于“人人都是艺术家”命题的理解、专业和业余的界定、工作室如何进一步开放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和交流。由于我在现场进行记录，所以没有发言。老栗将这次活动定位为好玩的一次活动，不必那么认真，而费大为和汪建伟等则希望能够从活动当中就专业和业余的不同表现及差异进行一些讨论，从而对活动本身的意义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从我个人来讲，在观看了所有创作者的作品之后，我才开始对本次活动的主题“专·业·余”的概念感到更加的模糊。很难确定活动的目的是想让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人都来进行另一种身份的艺术创作，还是让不同行业的专家在活动中展示自己专业当中达到某一程度之后艺术成份，或者说是想让不同身份的人们通过不同的专业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来展示另一种艺术创作的可能，几种目的都可以形成一个交流的平台，以体现工作室开放的主旨。但是如果这个活动要长期的举办下去，可能需要确定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概念才能让这个活动形成比较确定的特色，以让整个创作活动不致于显得混乱。





　　由于参与创作的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艺术信息的影响，所以在参与这次活动时更象是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利用很多的艺术的手段，异化地展示他们的身份特点，由于创作投入较多，因而作品也就充满了不少诚意，尽管对于艺术表现手段的把握有高有低，但每个作品都不做作，甚至出乎很多艺术家的意料。但是最让我感到真实的，还是木匠和石匠的作品，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最少，因而他们所作的内容更加纯粹，没有太多刻意的观念，却让我们体会到了传统技艺带给人的美感，同时它们也暗含着现在许多正在进行争论的有关艺术创作的观念。





　　什么是艺术、人人是否都能成为艺术家，这是一个长期以来都在不断进行讨论的命题，每个人所借用的载体以及所界定的范畴不同，因而往往也很难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而实际上，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并不需要一个结果，只需要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次“专·业·余”艺术活动已经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不管抱着玩票的目的，还是专心的尝试进行艺术创作，其本身就代表了专业和业余的界限本已非常模糊，它也为更多的人们不同程度地进入艺术领域提供了某种可能。











“专业余”座谈会上的部份发言摘录





主持人：张颖川


时间：2002年7月7日下午3：30


地点：何多苓开放工作室





何多苓：


我先介绍工作室的情况，这房子97年完工，原本想自己作画室，但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很好地使用。2000年在这里开了一个刘家琨青年建筑座谈会。这房子很像一个公共建筑，后来想开放出来大家搞活动比个人使用价值更大。这次活动整个还比较满意，超出了预期的效果，以后可以继续开展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希望大家有所建议。





刘家琨：


受去年的“十字路口”装置展的启发，我们就在考虑新的活动。主要要考虑的有两点，一是地点，何多苓很爽快，他决定将个人的工作室开放出来供大家使用，而且今后的类似活动也有了一个基础；二是主题策划必须做出特点，小圈子的活动我们觉得意思不大，我们想在活动中激发出公众的兴趣，这样才有了这个“专、业、余”错位做作品的想法。预先想到的通过这种艺术实验活动，能给艺术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激发一些活力，并释放出不同技艺中的能量。后来到北京面见老栗，老栗也认为很意义，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个计划，然后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达成了共识。然而即使到了最后，活动还是有一些不清不楚的地方，费大为的信激发了一些新的启示，最后大家也想开了，一个东西应该允许悖论的存在，我们可以搁置悖论，做能够做的事。至于这次活动的效果、“专、业、余”的精神该如何继续下去、这种思考的价值如何 ，还需在继续的讨论中明确下来。





费大为：


希望活动能得到更多的当地政府、企业的支持赞助，这样一个好的基地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把这样好的地方开放出来做艺术实践，意义非常重大。如何使艺术实验继续下去，理论和资金保障都非常重要。


（当刘家琨提出讨论不要太温文尔雅，要有锋芒时，费大为率先发难）在法中交流展上我有过类似的构思，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由专业圈包围非专业然后又回到专业上的一个过程，这种现像让我想起过去文艺的“农民化”的热情，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天真化，所谓到农村去深入生活，其实是漠视自己的生活而深入他人的生活。这也许是艺术发展的现状所致。而现在这样的主题与此有何差别呢？我们在新的一轮回溯中期待的是什么？我们是否仅仅是把“业余者”利用了一回？这需要我们反省。我们一直努力在争取一种有利于艺术独立的局面，争取一种模式，但当代艺术恰恰又在不断消解这种模式，这是否会减弱自己的文化思考？难道仅仅是好玩吗？





栗宪庭：


这次活动我没有做什么，没想得太多，只要大家在一起好玩就行。现在艺术家的创作中普遍存在一些悖论，这些悖论也是目前流行的艺术体制造成的，比如重名利的问题。其实民间有许多自发的艺术，比如一些民间小调时间长了传唱开了，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喜爱，谁也不知作者是谁，但这是真正的艺术。这就与目前不断制造艺术名家的艺术体制很相悖。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什么，不必太认真，也许这就是价值。


（针对费大为的置疑，老栗接着说）好玩并不是一种学术观点，仅仅是心态问题。这20年来中国艺术发展，艺术家的心态已由从前的居高临下回到了平常心态，艺术最真诚的地方是它只能面对自己。现在的青年人面对社会、未来很茫然，因此时常会有玩的心态，这很正常，起码是真诚的。我很喜欢赵川的作品，从教学中的数学模型和自己童年记忆中找出一个平衡点。这是自发的，在我们当代艺术中找不到。这个活动的价值在于只要能出一两个好作品就行了。





刘家琨：


如果说“利用”，首先我们是“利用”了专业和非专业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这个展会形成的基础；其次从对话层面而言，我们“利用”了非专业人员的创作激发大众参与的兴趣；其三是我们“利用”了非专业人员的创作为艺术家提供了新启发。其实剥离开不同职业者的身份而作为本体的人来说，我们是既利用了非艺术家，也利用了艺术家，而是以艺术的名义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轻松参与的环境





戴光郁：


我非常欣赏这种开放的形式、开放的空间，而且大家也认同这样的精神，有助于当代艺术扩大自己的视野。我反串现场批评，觉得很好玩，大家做作品都很投入，其中有很多作品我也很喜欢。参展者中有许多人都是从来没做过艺术作品的，但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投入，表现出了对艺术的热情和很专业的创作精神。这个活动的开放性和实验性对成都以后的艺术体制会有一个影响，对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也会有启发和帮助，这不是纯粹艺术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





朱成：


首先向两位师傅道歉，我确实有利用他们之嫌，我请他们两位来做活，我是专业，他们是业余，那么在专业和业余两者之间就要找到一个结合点，这个结合点要我们双方都能认可，那就是付劳务费。由于年龄问题，我一直感到自己很僵化、也活得很紧张，我常常想，我在艺术追求上的最高目标就是“麻木不仁”。对形式、对各种艺术限制做到了“麻木不仁”，也许就可以真正入道了，再由道到技就会产生真正的艺术作品。由“麻木不仁”再到生动是一个完美的过程。这次展会大多很生动，我也想消除紧张，变得更生动一点。昨天我掉到水池里，很多人以为我是不小心，其实是有意要这么干的，我觉得比较好耍，是一种解脱。……通过这次展会，我希望的其实是专业的更专业，业余的更业余，只要各人做好各人的事就对。





叶永青：


何多苓的这个建筑一开始就是本作好玩设计的。这次活动我听到的最多的词也是“好玩”。这给人感觉好像很业余，但有可能是更符合艺术的本来面目。我参加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活动，对那些艺术家来说，虽然都不是专业的，但却一直保持着当代艺术在那些地方的空间和潜力。何多苓把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转换成为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非常有意义。对于艺术家而言，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张桌子、一个空间、一点材料。因此，如何让最好的艺术都出现在这个开放空间里，如何在这个空间里让艺术和人群进行持续的交流，就值得更深入地思考。这样的空间需要更多人的相互联系，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需要有更大的稳定性，从而使当代艺术转换得更日常，变得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赵川：


审美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共享的当代科学的精神。在美的事物面前，没有谁是主宰者，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感受世界。其实在科学研究中很多都是从审美的角度取得突破的，人没有必要成为分工的奴隶，而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恰恰是在努力打破由分工而带来的隔阂，从而努力创造出一个整合的健全的人。这次活动对我而言是一个接引，无所谓那么多的交织和对抗，有些人能喜爱和接受这个作品，对我而言这就够了，接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钟鸣：


艺术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范畴问题，其进程也就是一个由旧的范畴到新的范畴的过程。艺术家就是这个范畴在变革过程中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何多苓工作室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从成都到郫县再往西、南，是一条古老的文化命脉。郫县是古蜀国的发祥地，据最新考古成果，成都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也中国古代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条古老的文化地脉上搞现代艺术，非常富有象征意义，它代表着我们的文化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一种绵延和传递。





翟永明：


我虽然一直写诗，但同时也受到当代文化的众多启发，接受了来自当代艺术的很多信息，也可以说是接受了当代艺术的教化，所以做出来的作品还是留有当代艺术的烙印。这次参展的作品我特别留意赵川、刘家珍他们这些没有被当代艺术教化的人做的东西，我对非专业人员创作的这部分作品更感兴趣，必竟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