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之所至 随性而发——关于范治斌的水墨肖像

青年画家范治斌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作为赵奇教授的研究生，专攻人物画。与我们以往对于北方画家中国画的误解不同，范治斌的中国人物画，不仅造型坚实，而且在笔墨方面也表现出自由与激情，并且具有细腻多变的线意与墨韵，体现了范治斌在北京工作任教后转益多师，潜心钻研的创造活力。特别是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人物画创作研究班以后，得到当代人物画大家冯远先生的亲炙，言传身教，对中国人物画的历史与笔墨精髓多有体会，对人物画的理解和探索方面进步明显，呈现出后劲十足的发展潜力。

就中国人物画的理解来说，范治斌对于“艺术中的思想”的理解相当独特，他不再认为中国人物画只能表达社会公认的正确思想，或是图解政策，而是将中国画中的艺术思想理解为艺术家尊重艺术语言、尊重自我，在艺术中充分地表现艺术语言与画家的主体性。他强调中国画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手绘之美”即艺术语言之美，画家创作的过程即是心手眼合一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对于中国画史的理解，对于经典画作的传习默记，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体验，都要通过笔墨与宣纸的对话而呈现出来。没有抽象的观念，只有具体的艺术语言才能表达画家的人格与精神之美。这反映出范治斌试图在更为深入的层面进入水墨画的变化潮流，对中国画在当代的生存价值加以思考，寻求水墨艺术语言的现代转换。

关于绘画的主题，范治斌认为画什么都是可以的，从表现当今以往世界是发生或不曾发生的事情，到用画笔演绎头脑里滋生出来的种种抽象。他强调画画首先要自己感兴趣，他反对急功近利的心态和主体艺术精神的萎缩，从而，我们有理由更加着意于绘画的艺术史而不是思想性。

由此，范治斌近年来将坚实的造型基础隐匿在自由的用笔之后，将鲁美中国画的严谨法度与中国美院的水墨意趣结合在一体，以具有立体感的湿润用笔勾勒人物形体，以大气从容的淋漓用墨进行画面的结构布局，较之他早期的《茶馆组画》，虽然在形的外轮廓方面显得松动，但在人物精神的传达方面，却因为笔墨的生动概括而更加传神会心，特别是他十分注意在焦墨至淡墨之间广泛的灰色系统在水墨画中的微妙的色彩关系，善于处理中间调子，使画面在沉着中放出一片光辉，表现了他对于水墨人物画不满足于造型与主题阐释，而是注意传达人物画那种因人而异的欣赏与感悟，达到肖像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话状态。

在我看来，范治斌近年的肖像画创作，在近年来的中国人物画创作格局中，再次突出了“肖像性”的研究，探讨了肖像画在当代的文化意义，范治斌的48幅《有风景的肖像组画》，以独特的构图方式，反映了人与风景的关系。当然，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风景中的肖像组画，也有许多个体的老百姓的肖像。这些肖像有些冠以“写生”之名，但实际上是具有默写背临特征的具有主观性理解的肖像画创作。范治斌的人物画，涉及到肖像画在今天的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是具有探索意义的。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急剧发展的时代，每一个体都被卷入了生存的奋斗，除了每日不绝于耳，无法回避的平面广告与影视图像，除了那些时尚明星和青春偶像，人们很少有精力去关注他人的面部，他人的感情，他人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处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和弱势人群。我们的时代是否还需要肖像画？肖像画的盛衰和命运反映了中国人物画的盛衰和命运，这与每一时代对于人物画的要求相关，也与画家对于个体人物命运的关注有关。

中国古代肖像画的品评标准，在于突出“本真性情发见”。这说明了古代肖像画为什么不叫写形、写貌，而称写真、写心、传神。上古的画论多数是主张“象形”的，“画，形也”，到了魏晋南北朝，人物品藻之风大盛，骨相风度成为品评人物的依据，肖像画人物画也得到迅速发展，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所谓“神”，说的是对象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而这正是肖像画的最高境界，即“手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由此“形似”与“神似”的辩证关系逐渐确立，对二者的各有侧重，成为许多画论的探讨基点。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肖像画不仅要“肖似”，还要“肖品”。清代郑绩在《梦幻居学画简明·肖品》中亦说到“写人不徒写其貌，要肖其品，何谓肖品？绘出古人平素性情品质也。”潘天寿指出：“‘以形写神’系顾氏总结晋代以前人物画形神之相互关系，与传神之总的。即是我国人物画欣赏批评之标准。唐宋以后，并转达而为整个绘画衡量之大则。”（《听天阁画谈随笔》）

范治斌注意到肖像画的中的表情问题，即肖像画要绘出人的平素性情品质，通过表现个人的表情进而反映时代的表情。在这里，我们涉及到肖像画中人物表情的普遍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问题。范治斌的人物肖像画，无论是表现乡村人物或是少数民族劳动者，还是表现现代城市中的农民工或是自己身边的邻居朋友，都反映出了现代都市的紧张感。他画中的人物，大眼圆睁，直视画外，与观众四目相对，具有很强的对话与交流特性，突出的如《敏感者之二》与《长者的肖像》、《路遇》、《伙伴儿》等，都具有这种特点。这在以前的中国画肖像中是不多见的，反映出范治斌的人物画重心不在于人物形象的外在美，而是关注到普通百姓在现生活环境中的心理反应与精神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物画主要反映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肖像画主要反映的是个体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由这一社会处境对个体形成的心理影响与形象塑造，它体现为人物形象的生理变化和瞬间精神状态的流露。从我对中国画的欣赏与了解来看，中国画较之西方绘画，对于人物精神状态的把握，具有一种独特的敏感，这是由于中国画中毛笔与水墨那种对于宣纸的高度敏感。它有助于中国水墨画家表达自己与客观对象相遇时的感性经验以及对客观对象精神状态的瞬间性把握。在这样一个图像复制和泛滥的时代，我们已经很少能够静心观察与品评生活在商品洪流中的个人，更不会注意他们的悲欢离合与瞬间神态，“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个人体验与自然体验的和谐意识；这是因为我们缺少博大宽广的人文精神；这是因为我们缺少面对现实去热爱自然而又具有真正意义的平常心。”（田黎明语）商业化、广告化的后现代文化需要的是类型化的文化符号与模式化的叙事方式，是“泰坦尼克”式的结构拼盘与情感快餐。在我们这样一个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人的精神状态仍然是衡量人的发展水平和生存质量的重要参照系数，当代艺术仍然有必要将“人”作为自己关心的中心，由此，中国绘画中的肖像画就是一个走进传媒时代和图像时代的迫切话题，其中蕴藏着中国画发展的无限生机。

2009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