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色彩和水墨一起流动----岳鸿进和他的水墨人物画

老岳确乎是太不爱张扬的人，认识两年，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我的一支勾线笔产生了兴趣，我竟然不知道他会画画儿。就是说，通过一支勾线笔，我不仅知道了老岳会画画儿，甚至还发现，他居然是一位小有名气和影响的军旅画家，而他所画的画儿，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画鬼容易画人难”的水墨人物画。
画人物画难，难就难在人物难画。何况我国人物画的传统，在“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辉煌过后，几乎降到了冰点。重意轻形甚至笔墨游戏，难画的人物，当然不会是把“笔墨情趣”奉为天条的艺术大师们，首选的创作题材。好在我们除了顾恺之、吴道子之外，毕竟还有任熊、任颐，还有陈老莲，是他们在一片“性灵、情趣”的喧闹中，在“画匠、画师”的嘲弄中，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的人物画。当初阴霾中泄露的几丝阳光，成为今天高悬于中天的红日。因为鸿进选择了人物画，仅此一点，我就可以认为，他是选择了专业绘画。
艺术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过去，我们曾一度以为“真实”是审美的尺度，殊不知，如果绘画只能如实反映、再现客观世界，那么作为画家，在这个羁绊下舞蹈，该是多么被动。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引进，无疑打破了空泛概念的传统水墨程式，对生活的歪曲与束缚。但作为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中国画，从本质上说从来不是写实的。中国传统的设色工笔画，虽然也有应物象形的写实性，但那种写实本身具有某种假定性，既是以真实刻画为基础，却又与所描绘的现实拉开了很大距离，就是说，这种写实是经过提炼和强化的。应该说，鸿进对传统的绘画本原有着深刻的感悟，他将其中的构成之美加以提炼、强化、夸张，虽未脱离传统绘画的范畴，但毕竟打破了中国画的“传统线描、写实性作品”一统的倾向。从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鸿进的水墨写实人物画，无论疏体还是密体，都力求实现画家自己的认识，都注意了把握形体的大局，关键处严以定位，非关键处适当放松、有夸张、有省略、力求以写实为基础参酌写意，以形似求不似之似，做到寓丰富于简练，寓复杂于单纯，让作品更有效地突出画家自己对客观世界独特的感受。
鸿进是带着他的《新兵系列》跨入新世纪的。这一系列尺幅阔大的人物作品，似乎是受了连环画的影响，但又远不止此。把8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士兵，用如此阔大的尺幅、充满激情地“浓墨重彩”一番，就如同当年的罗中立把整幅画布留给一位农民一样，尽管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觉得如此惊讶和不安。毕竟，我们思想的深处，“高、大、全”的艺术形象，总不能完全荡涤，有关这一点，历届直到今天各种美展的很多获奖作品，就能说明问题。然而鸿进画中的人物，基本都是小人物，即使小品中出现的一些名士、仕女，也都是平凡、甚至有些呆头呆脑的形象。这让我每次看到他笔下的这些人，总不免要想到呆头呆脑的画家自己。尽管佛与牛粪皆为心中幻象，但我相信，鸿进描绘的是他心中的真实。如果说，鸿进一向把他的视野聚集于人物画的本体，特别是取材与立意，造型与笔墨的话，那么他又时刻也没有忽视艺术与人生的本质关联，没有忽视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促进人物画的经世致用与人文关怀。有关这一点，通过他的《猎》、《最后的对手》、《网络战士》以及《听泉图》、《煮茗图》等一些小品，同样看得出来。
不同的画家，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积淀，会产生不同的绘画作品，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85”后新文人画的兴起，为中国画的多元表现注入了活力。而鸿进在水墨人物画中，也开始日渐脱离仅仅对人物姿态、神情的简单描摹。勾勒人物的线条本身，正逐步成为他的更加关注的对象；线条变化成为他画中的主要角色，“气韵生动”的古典美学原则已逐渐成为陈迹被抛于身后。代之的是融入自己的笔墨。笔墨者，迹也。迹受之于手，手受之于心，心受之于自然。勾勒衣纹的形态和变化不考虑描摹人物的真实感觉，而是根据艺术形式的要求而任情恣性地排组线条。在这里，画家的个人感受和主观表现占据着上风，可以说，他的水墨人物在这一点上继承着传统的民族形式，写意现代的审美情趣。
塞尚说，画家“不须再现自然，而是代表自然”。自觉继承传统的绘画技法，融入自己现代的造型观念，“写意”逐步取代旧的“写实”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排斥一切非写实的艺术形式，根源于对艺术的美学本质及绘画历史的无知，由此而说，鸿进走的是一条讲究时代感的“写意”绘画之路，在他的画中，水墨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具象的描绘，但他笔下的人物、花草、树石，却从来也没有让人认不清。他在画中的点、线处理上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控制能力，并努力把“具象”和“抽象”两个因素巧妙结合起来，不求形似，但求“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一种历史进步，是绘画艺术的高级形态。有人说，鸿进的画是雅俗共赏的。有一定审美修养的人，可以逾越描摹的某些物态，通过画家所构建的笔墨形式和色彩世界，去欣赏画中的“抽象美”；而一些欣赏不了“抽象美”的人，则可以从他描摹的那些生意盎然的形象上获得一定的审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