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心诗性——谈王淼田彩墨丽人 作者：翁芳友

先秦的思想家经常用“连类取譬”的方法，从事物的形状和性质中引申出属人的品德、思想、情趣以及内心活动。在他们看来，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同构性，仿佛就可以给某种成高的人格赋予本体论的意义。这种比拟也是含有“兴”的因素，它多用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诗歌中。
王淼田以其浪漫主义的笔墨手法，将“连类取譬”的方法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他的水墨人物画中。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多以花卉树木作为衬景，对于花卉树木的形状做了生动的描绘，因而产生了烘托的气氛效果。画面人物是创作的主体，花卉草木则是为反映人物性格、情绪所设置的。如《文心雕龙·物色》所赞赏的那样：“灼灼壮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从表面上看，其用写意的笔墨写桃状柳都是描绘衬托，但从效果上看，它毋宁是含有“兴”的意味的，是其所描绘人物的另一种表情。古人多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学会认识自己的，孔子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中领悟到君子的人格；《礼记》更进一步指出：“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贯四时不改柯易叶。”这种“客观对应物”的方式，使得树木不但启发人思考自己的形象，而且成了人塑造自我形象的楷模。这种“比德”的方式的表达已超出了单纯的说理层面，世间的花卉树木已不再是类比的符号，它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中国传统的文艺创作，历来都重视“感兴”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和功能。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创作状态下的王淼田是“应物斯感”，因物起兴成为他的人物画的一种表达的模式。抒写喜悦，便可能咏叹姹紫嫣红；而写哀伤，便可能怜惜落红。这样，画家对花开花落几乎形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条件反射。可以说，花的开与谢已经成为生死荣衰的标准“客观对应物”了。
繁花和丰茂的草木总是与年轻的生命和欢乐的气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青年女子，花草的生命变化便是与她们息息相关。于是，由盛开的桃花想到“宜家”的新妇；鲜嫩的苌楚联想到处女的可爱。王淼田将其擅长的花卉成功地引入到其水墨人物画当中，借成熟的笔墨技法以及汲取西方画派的光、影效果诸多长处，加强其创作风格，丰富了其绘画表现语言。除了在构成及造型上找到突破口外，他还在用笔、用墨、用色上也作大胆的尝试，从而使得他更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创作目的。
作为中国人物画历史的发展，当代水墨人物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人是文化的核心”，“唯人，万物之灵”。天地自然无一不是人类思想的表象，同时，人类的审美情感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王淼田的作品的的年轻女性都是美丽的、纯真的，具有传统女性的端庄与贤淑的气质。而那些年轻的女孩子都是卡通人物般的大眼睛，都是“临花照水”人，惊艳的很。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人们认为，事物的华美外形总是与其内在的善良本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一态度出发，他以平静的心境去观照事物，体察人生，以真诚的态度去创作，去体悟绘画本体的精妙，独特的方式确立其独立的价值，进而以体现当代水墨人物画的新的审美观念。在王淼田的笔下我们找不到半点颓唐、情欲、消沉、淫佚，甚至麻木的堕落之气，作者竭力美化她们，无论是柔姿、娇态、羞颜、慵懒和兴奋，都赋予她们诗意的美，现代人的精神面貌。
中国画从理论到实践，自产生以来就与诗有着莫能解开的缘份，中国画对于诗意的淋漓展现有着丰富的理论实践的基础。花与女人自古以来便有对应关系，韩偓在《红芭蕉赋》中云：“大凡人之丽者必动物，物之尤者必移人”。从某种成度上说，古代的风流文人几乎把他们的一半好色之心转移到了花枝上。好色升华为恋花，咏花有时就等于咏人。历代文人士大夫惯于用观赏每人的眼光赏花，而这种眼光正是他们咏花的出发点。王淼田以其高度的艺术敏感性，恰当地把握了这一传统审美心态，并以传统的笔墨形式来表现当代人对于女性美的审美心态。读其画，不由得令人“目断犹驻，消魂未收。映叶而似擎歌扇，偎阑而若堕妆楼。……攀条立处，林鸟应笑于后栖；欹枕看时，梁燕或闻于长叹。已而已而，惟有醉眠于丛畔。”充满了无边诗意的神韵。
王淼田的水墨人物画是唯美性的，他的水墨人物，把人体的结构、变动熔化在用笔中，产生的线面充满了灵动和抒情，展现了人的活力。他曾经说过：“气息，是人的品格的折射，是时代的本质反映。画的气息与人与时代的气息是一致的。如唐宋元明清之画之人之时代都是不同反映着各自的气息。所以气息关乎笔性，笔性则反映人的品格。”
绘画不能总是特定人群的奢侈品或自我宣泄的工具，作为当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者，应更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应观照当代人的存在。贡布里希说过：“整个艺术发展史不是技术熟练程度的发展史，而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从中国绘画史的角度看，20世纪水墨人物画的变革和发展是非常有成就的，由于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受到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从而使其形式和语言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然而，新的“形式主义”以蓬勃之势发展起来，同时传统精神的丢失所导致的营养不良症愈发显著。所以有人说，当代水墨人物画缺乏力作，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传统文化精神在作者心中的失落。我想这是因为当今众多“主题性创作的画家”，有太多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性创作思想有关。这种创作思想是与“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的宗旨相违的。
然而，王淼田是个例外。李日华说：“绘事必须多读书。多读书，见古今事变多，不狃狭劣见闻，自然胸次廓彻，山川灵奇，透入性地时一洒落，何患不臻妙境？”他的人物画作品作为关心人事、反映社会的画种，应该更清醒、冷静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融合渗透到创作中。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繁缛的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都市里的都市人那颗渴望平和的心灵无处寄托、无处着落。“活在当下”就是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过去和未来相互渗透。信仰的甬道堵塞，当代都市人几乎都有一种茫然无序又难以释怀的迷茫情节。艺术无疑是以表现人生，表现人之心灵世界。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者心迹已经无从寻觅。这种真诚素朴之韵，依然能调解当代人的浮躁。我们既要具备归隐山林的清静之心，又不能只作一个避世的消极隐士；既要深入体验生活，又要注意保持自我认识上的沉淀。
王淼田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散发着现代都市女孩的气息，她们的衣着前卫，眼神多是彷徨、迷离的。他的以现代人物（女性）为题材的作品，是相当具有现代意识的。在这个缺乏信仰社会中，她们与许多人一样，内心空虚而焦虑，使得她们觉得自己如同漂浮在城市河流上的浮萍，对于未来唯一确定是的未来的不确定。“我们的意识投射到由杂乱的听觉、嗅觉、视觉组成的当前的感觉印象上去，并且制约着这感觉印象，所有这一切相互交织，形成了高度流动的意识”（柏格森）。春秋的代序和草木的衰荣，使得她们都或许因为人生理想未曾实现和焦虑青春易逝、蹉跎岁月。
如此种种，在她们身旁的衬托的景象中，无不敏感而隐约地警示着这些。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色彩温润、迷幻的场景隐约联想到她们在现实中追求忠诚、信义和爱情时所体验到的挫折和失败；同时，我们还感觉到，其中流露了对疏远和被遗弃的担忧，也有对美好事物的执著信念，总之，浓郁的诗意和绚烂的笔墨中的意境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哀怨，它还包涵着人类总体性的抱怨：对命运乖谬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