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画复兴之路（作者：孙克）

来源 ：《中国文化报•美术周刊》



　　1978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至今30年，中国画的发展经历了全新的时期。认真地回顾30年来走过的路，会感到问题和成绩一样多，难下定论，更无结论。



　　1978年后的数年，对中国画来讲是回暖的春天，许多人似乎重拾旧梦，看到“四人帮”覆灭，心头解气，重操画笔恢复了尊严，“左”的文艺思想开始失去束缚的力量，但人们仍如廖冰兄笔下那位长期活在坛子里的人，一时难以放开手脚。“藻鉴堂”位于颐和园南端，是北京市委建的一座小型招待所，1980年前后文化部在此组织全国的中国画家轮流作画，包吃包住，各展所长。画家们也把此当做相当的身份待遇，一种尊荣。负责此事的先是华君武和丁井文，其后是朱丹、黄胄和蔡若虹。并由此酝酿筹备了中国画研究院。“藻鉴堂”和随后成立的研究院，组织全国知名画家，包括当时还年轻的画家们短期居住作画，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无论人物、山水、花鸟、走兽，都不设限，人们心情舒畅，形势大好。1957年创刊的当时唯一的中国画刊物《中国画》，在1982年复刊，由北京画院主管，潘絜兹先生任主编。在80年代初期，《中国画》对风气重建尤其是倡导工笔重彩画的复兴，颇有建树，也受到好评。



　　“只有画家的危机，没有画种的危机”



　　1985年第7期《江苏画刊》刊登了题为《当代中国画之我见》的文章，提出“当代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随后又提到中国画作为保留画种，放进博物馆去。在当时这是爆炸性的言论。其中包括对于画界许多名家不那么准确的批评。“一石激起千层浪”是当时很多人对此文的评价。这是80年代中国画的第一次争论，影响很大。这篇文章明确提出的是“穷途末日”的危机问题，真正点出的是“反传统”的问题。这个“反传统”的论题成了其后美术界尤其是理论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在北京、南京、武汉(当时有《美术思潮》杂志)等地议论纷纷。

　　“穷途末日”论，显然是不值一驳的，“中国画危机”也谈不到。张仃先生说得很透彻：“只有画家的危机，没有画种的危机。”但“传统”应不应该、要不要“反”，却是大问题。“断裂”是当时最时髦的关键词。“参照系”是西化的转义词。美术界在酝酿一场风暴是1985年至1989年前后的事。“穷途末日”的讨论，并没有影响中国画的进步，毕竟，创造中国画历史的还是中国画家。老一辈画家虽然受到极大的尊敬，却逐渐淡出。全国各地风起云涌般的出现画院、画会等等组织，推出了难以胜数的中青年画家和有才华的苗子。1985年前后，恰巧在中国画界发掘出陈子庄和黄秋园两位各有特色的大画家。陈子庄是四川成都画家，是一位极有个性、经历不凡的人物，艺术渊源很深却不落窠臼，影响很大。黄秋园是江西南昌画家，埋头传统山水画，功力精深，其积墨山水极有特色，为李可染先生所称道。这两个画家的推出，令画界思考的是不随时流，独持己见的可贵品格，和中国画发展的空间远无止境，从而证明“末日”论的荒谬。难怪当时立刻有人惊呼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辩论中国画是否“末日”，相当热烈，很难说谁被说服了。就如同后来的“笔墨等于零”的论点一样，虽然被许多人反复论证其荒谬无知，但艺术不是科学技术，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尺度，要想说服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有趣的是，“末日”论提出之后，中国画却进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期。“笔墨等于零”说提出之后，当代中国画家们反而空前的看重了“笔墨”，黄宾虹和他的笔墨论大行其道，使许多画家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画的本质精神和文化性等问题，很有利于中国画的发展。



　　进入市场快车道



　　中国画的发展在90年代进入了快车道。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西化”的论争逐渐平静下去，中国画的市场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日渐兴旺。80年代的中国画市场主要靠港台、东南亚为主支撑，部分画家先富了起来。这无疑大大地冲击了几十年来意识形态主宰艺术发展的规矩。90年代以后，富起来的企业家中有眼光和头脑者，开始这方面的投资。1992年深圳敲响艺术品拍卖第一槌。画家们卖画，不仅仅生活改善了，心态人格变化更大，许多人不再靠几十元工资维生，文艺领导们的指挥棒也就不再威风十面了。从此，可以说是市场引领画家们了。这个改变是绝对深刻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市场经济的走向不改变，画家们就再不会回到“政治挂帅”的老路上去了。



　　中国画在80年代后的一大发展，使此前受到冷落的工笔重彩画由复苏到兴旺，直到在目前的画展中占有半壁天下的局面。这是有深刻的时代因素，更要归功于以潘絜兹先生为首的全国多位著名工笔画家们的共同努力、锲而不舍的推动的结果。工笔重彩的复兴为中国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1992年中国美协酝酿成立了中国画艺术委员会，这是美协下设的专家咨询服务组织。首届主任是潘絜兹先生，在姚有多的具体领导下，委员会20年来为中国画事业做了许多事情。组织了大小几十次画展和学术研讨活动，参加包括全国美展在内的大型展览的组织、评选工作。同时关注当代中国画发展的新情况和问题，适当的给以调整。



　　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各方面十分迅猛，在高涨的经济力的助推下，中国画的情况更为活跃，市场也更好。但是，在包括全国美展在内的有计划组织的大型画展上，过去常见的重大主题、重要题材和大制作的政治、历史、社会内容的作品，有逐渐减少的情况。这个情况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画展的组织方面讲，过去的大展，几乎都是由上边向各省市美协分配数字，由地方组织创作、评选，送上来在北京全国美协组织评选，各省市当做重大任务来做(也是一种“形象工程”乃至“政绩”)，获奖的作者，甚至能优先分配住房。这个办法在公平性和透明性方面常常为画家们抱怨，后来就有所改变了，如中国画艺委会组织的第一次全国中国画展采取分配数字的办法，后来就逐渐开放由大家自由投稿了。画家创作的自主性加大，山水、花鸟、走兽类题材大大增加。过去的大题材、大幅面的作品也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无形中减少了。另一方面，似乎也应该从中国画由过去政治、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沉重负担下，开始有所解脱，在美学上有所回归的方面加以理解，也并非全是负面的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画今后在文化复兴和全民族素质的改善提高方面所应该承担的重任这一老而新的课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更加深入，艺术市场的发展步伐加快，中国画的经济价值得到承认，市场升值很快，一时成为投资的对象。艺术品投资是金融、房地产之后的一个主项。随着大家的追捧，无疑也出现了不理性乃至过热的现象。虚夸的宣传市场升值的前景，脱离真实的价值评估，漫天的宣传品，令收藏买卖市场高烧不退，泡沫不少，其结果不少人有行无市，对画家是一种损害，收藏者被套牢，懊恼难言，也伤害了市场前景，真是作茧自缚。但是，这就是市场的无情规律。



　　有根有源 变化求进



　　中国画自身的发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其客观走向的现实，却实在很难把握。比如说中国画赖以存在的文化性和传统的儒道精神、书学修养对笔墨水准的制约，对画家个人文化学养的高要求，等等。当下中国画的现实情况就反映了这样的境况。20世纪以来，有目共睹的情况就是在一代代青年中间，传统文化的基础不断地持续地被削弱，对于我们这样古老的伟大传统的民族、正在奋力和平崛起的民族来讲，是绝对不相称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社会稳定持续发展、是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客观要求。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正走在复兴民族文化的正确道路上，前景是好的，而中国画发展的基础也会越来越坚强。虽然当下有一股外来的热钱在炒作前卫作品的市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天价令中国画家们瞠目，但是我坚信中国人的智慧，最终不会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彀中。



　　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来为激进者批判为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其实“天、道”所指是大自然，是宇宙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但不会变，更是不可违。多年来人类违反天道的蠢事屡见不鲜，教训也不少，也证明了古人的智慧。当然，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更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看到的百年中国画艺术就是在不断变化中走了过来，虽然不断有人抱怨中国画变化缓慢，赶不上西方激变的频率，但是，中国画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在变，只要回顾一下50年前或100年前，就可以看到它的变化之巨大了。中国画还要不断的变化下去，说不定还会回到几百年前的“老”样子去，也未可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认定，中国画是有“根”有“源”的文化，它未必会如某些人盘算的那样，“参照”西方的模式或道路去发展。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