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尚谊:“新古典”画风面对新市场风潮

        作者:核实中..2010-07-06 16:51:02 来源:网络

        靳尚谊很低调:因为“没有愿望、也没有兴趣”,在画了50多年油画、当了14年中央美院院长后,才在2005年举办首次大型个展;靳尚谊很谦逊:被认为开启了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大门的《塔吉克新娘》,他只看作是一个解决技术问题的“小小的试验”;靳尚谊很清高,他只允许少量画作进入市场,曾因为作品在香港展出时未经同意被高价买走,非常气愤。

        靳尚谊画如其人、人如其画,是“古典”的。

        写真:走向“新现实”造像

        靳尚谊以油画肖像为专攻,集中其艺术成就的大量人物肖像作品,与中国油画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紧密相联。

        新中国成立后,“通俗的写实”成为绘画主流风格。大批经过严格写实技术训练的画家,擅长以描绘现实人物形象,追求革命斗争或民族精神的宏大气势。靳尚谊的油画生涯开始于1949年以平生第一张素描考入北平国立艺专,又于1955年进入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与许多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画家相似,靳尚谊由于创作了一系列“现实主义”革命历史画崭露头角。其1956年的《在和平讲坛上》、1961年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1964年的《长征》等塑造的若干个领袖形象,引起了美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被靳尚谊称作“介乎肖像画和历史画之间的‘历史肖像’”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不同于将人物融合于事件中的大型历史画,人物风格必须以肖像形态呈现。画家除了借助从“马训班”获得的体积、空间、结构等造型功力外,更以强烈的透视观念,巧妙地展示出由特定时代预设的宏大气象。靳尚谊在当时表现出的对绘画技术的自信和绘画语言追求,为其后来的“复出”打下了潜在的伏笔。

        靳尚谊以饱受苏联影响的“社会现实主义”油画手段,规范了中国颂扬式人物的造型。不过,产生于西欧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油画,因为长于精确再现而经常被用于政治目的,曾经与法国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治相结合,也在引进中国后的某些时期走入了“三突出”等极端。所以,靳尚谊长期浓缩在伟人造像中的,其实是被革命精神升华了的真实。对于“文革”期间,被委以修改董希文《开国大典》的重任,以及担任全国美展的“改画组”组长,专门负责修改业余作者的毛泽东形象,画家至今记忆犹新。极有讽喻意味的是,由于当时要求画主席像必须“红彤彤的”,他在了完成了大量毛主席像后,竟在1974年前后失去了辨别红色的能力。

        为了回避经典“社会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远离政治对艺术的干涉,靳尚谊在1970年代末,将视角转向了普通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1983年展出的《塔吉克新娘》,暗示了中国油画写实风格的转折,他以“人的主题”,为从纷乱和空虚中解脱的国人,展开了崭新的理想世界。靳尚谊突破了以往肖像画的特定模式,将对具体人物的一般性描绘,提升为普遍人性美的集中展现。“塔吉克新娘”不仅仅是一位新疆妇女,更是当代女性的象征,其羞涩含蓄、典雅恬静,恰好对应了当时对回归美好、纯洁世界的向往。此画风一出,便吸引了众多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影从。1980年代后期,靳尚谊创作的《医生》、《瞿秋白》、《画家》等,用“知识分子”的特定身份提示理性和智力的价值,继续深化其“人的主题”,这与90年代出现的以近距离表现孤独、无聊的“玩世现实主义”大相异趣。靳尚谊刷新了“现实主义”,实现了对中国人真实心灵的传神写照。

        靳尚谊认为“社会现实主义”的意义,在于将库尔贝对劳动者的同情态度,改变为将劳动者作为艺术主体,并将其朴素的特质引入绘画,从而引起了美学上的重大变化。在笔者看来,靳尚谊的肖像是将“劳动者”推及为所有的“现实的人”,并将劳动者的朴素美,扩展为普适于每个时代的崇高精神和至善境界,他在背离“社会现实主义”之后,又在新的层面实现了回合。也正因此,他的看似乎极平凡的肖像人物,也足以激起观众的共鸣。

        复归:开启“新古典”风气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靳尚谊使用的类似中国肖像画的简赅背景,已经无意间回避了做政治图解的“现实主义”油画的刻意营造,那么,他在新时期后完成的肖像画转型,则是有意识地探讨中国油画在中西文化体系之间的位置,有意识地弥合中西写实风格之间的空隙。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大批中国油画家逐渐与整齐划一的“写实”风格疏离,以各异的方式走向多元化和个性化,“新”与“变”成为艺术风尚。甚至,在80年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一些画家觉得中国艺术过于保守,鼓吹全盘西方现代化。不过,靳尚谊在1978年考察山西永乐宫和甘肃敦煌时,曾对中国古代壁画的优美造型、流畅线条、艳丽色彩叹服不已;在1979年,作为“文革”后走出国门的第一位艺术家访问西德和美国后,对西方古典绘画大师们的高超技巧流连忘返。靳尚谊发觉:“中国不仅缺少现代、也缺少古典”,由此,他决心寻找一个既不属于传统中国也不属于传统西欧、却交融了欧洲古典精髓和中国传统精神的语言模式。

        同样以《塔吉克新娘》为标志,靳尚谊突破了中国油画肖像创作以写生为主的“直接画法”。既不同于印象派的强烈色彩分离对比,也不同于现代派的个性张扬,他理性地吸收了古典主义的典雅、静穆、柔和,恰好与中国的传统审美取向相合。靳尚谊彻底摆脱了中国“土油画”的黯淡、粗糙面目,开启了80年代中国油画的“新古典主义”大门。

        继“乡土现实主义”后兴起“新古典主义”油画,虽然表面上仍以学院写实风格为基础,但实质上却间接地反映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对靳尚谊而言,技法显然比题材更为重要,因为不满足于苏派油画的大笔触和银灰色调,他转而研究法国学院派传统的柔和笔法、灰褐色调以及凝重造型。靳尚谊以对油画技法的偏爱,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终于成为“马训班”学员中与马克西莫夫最不相像的一个。在中国延续了近30年的苏派技法,早已成为“现实主义”的象征,所以,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特定时期,即便是完全写实的古典绘画技法,也具有了文化批判意义。正如詹建俊的评价:“对中国油画来说,走向古典同样是一种开拓”,因此,靳尚谊由纯技术趣味走向形式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画风,在中国绘画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了一席重地。

        靳尚谊向古典的回归是双向的。一方面,他从1980年代至今的探索,无不追溯至欧洲古典油画的本源,例如达芬奇、拉斐尔、丢勒的形体造型,提香、委拉斯凯兹的用笔敷色,伦勃朗的粗犷细节,维米尔的画面意境。不过,靳尚谊不息追求的,并非某位画家的风格,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古典精神。所以在另一方面,其作品中人物与情、与景的交融,赋予了更多的中国传统。1984年他的《青年歌手》,用北宋山水《谿山行旅图》背景和现代人物相呼应,尝试以油画与中国壁画结合的东方境界;1995年中期以后的《黄宾虹》,是尝试油画和中国水墨结合,体现抽象的笔墨趣;至于1999年的《画僧髡残》,则是在松散跃动的笔触间,传达变幻游移的中国意境。

        实际上,靳尚谊的创作超越了肖像画本身。传统艺术意境和中国文化气质,使其作品中弥漫着非西方的古典写实情调,充溢着浓烈的中国风气。

        疑虑:把脉艺术市场现状

        很多人还记得,1988年底轰动京城的中国美术馆“人体艺术大展”,潮水般的观众大多集中于写实风格的东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新古典风格的女人体油画。此后不久,“新古典主义”便与“乡土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结合,共同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市场的主流风格。无疑,中国广大观众对于写实油画的欣赏力,远比对后现代艺术多一些。在2007春季拍卖刷新的多项纪录中,靳尚谊的《画僧髡残》由“中国嘉德”以1600多万元拍出,它再次表明,一直在中国油画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的写实油画,仍占据艺术市场的高位。

        虽然靳尚谊长期生存在体制之内,可以无需依赖艺术市场,对卖不卖画无所谓,但是,对于当代油画家处境发生的变迁,他有相当客观的描述。他坦陈,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仰赖于国家的赞助。与人们通常理解的“画家完全凭政治热情去反映现实”不同,当时的画家可以获取到诸多的实际利益。因为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都需要历史画订件,优厚的稿费使很多画家的创作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愉快。与当时大学毕业56元钱工资相比,出版社给付的一张单幅画200元、一张宣传画100元稿费,是相当不薄的收入。即使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全部的公费材料供给,也足以保证画家创作的物质条件。他还认识到,西方的绘画无论是给教堂还是给宫廷,历来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丰裕的艺术赞助正是促进其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

        靳尚谊将画家看作一种职业,理解画家也要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支持艺术的商业化,反对谈商业色变,更反对把商业化当成罪恶。他将目前博物馆的收藏费用过少、年轻画家难以凭画画维生等困难局面,归因为国内艺术市场的不发达。他认为“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是一对双包胎”,并将逐渐建立卓有成效的艺术市场体系,作为“实现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双腾飞”的必由之路。因为靳尚谊具有中央美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美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众多身份和头衔,他对画家和艺术市场的态度,不仅体现着其自身与守旧者截然不同的睿智,而且,也折射出近年来官方对“艺术走向市场”的认同。

        然而,对于近年中国当代油画频频爆出的高价,靳尚谊的评价却并不乐观。他不仅认为中国后现代艺术市场的冲高是国外画廊、拍卖行炒作所致,甚至认为“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根本没有形成,中国现在艺术市场的活跃完全是表面假象”。他的理由是,真正形成了的艺术市场,必须是画家和作品在市场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价值。他举例说,“一个人花10万元买了一幅画,马上就能再把这幅画以10万元卖出去,才叫形成了市场”。这里,虽然靳尚谊为艺术市场而忧心忡忡是可敬的,但不难发现,他对艺术市场的观察,实际上只注重了流通的表象,而忽视了艺术品消费群体和流通渠道的特殊属性。仅由此误解看来,现在研究艺术市场问题并非如其所云的“为时尚早”,恰恰是刻不容缓。

        靳尚谊的“新古典”绘画曾经是“前卫”的,并以“恰到好处的前卫”在学术和市场上都功成名就。而被他疑虑的当前的“前卫”远景如何,或许只能等待后来者慢慢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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