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背后没有彼岸——管勇访谈

对话人：朱其（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郭雅希（天津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艺术批评家）
　　管勇（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画家）
　　时间： 2005年12月26日
　　地点： 天津美术学院管勇画室
　　文字整理：王珺（天津美院史论系硕士研究生）
　　朱其：你怎么会想到画知识分子形象呢，而且有点丑化？
　　管勇：这可能是和平时总想一些和历史、文化、教育相关的东西有关吧。其实一开始也没想去丑化，就是想表现当下知识分子的那种独立性的丧失。我以为知识分子并没有发挥对这个时代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当然这和历史有关系。其实整个中国的历史也就好像是知识分子建立的历史，现在和以前时代的知识分子我总觉得不太一样，现在知识分子独立的判断似乎丧失了，独立性丧失了。
　　朱其：这种独立性的丧失在你的画面上体现在哪些方面？
　　管勇：主要是表现在形象上吧，比较胖啊，然后有一点点傻乎乎比较空洞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反面形象。
　　郭雅希：这种傻乎乎的感觉已经成了代表你个人创作特征的符号了，而且还挺可爱。
　　朱其：不过有一点我挺感兴趣，好像在美术界70后一代很少讨论知识分子的话题，而你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背景呢？
　　管勇：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我个人的知识结构有关系，好像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情结，没有什么明确的原因。很早我对有历史感的东西就比较亲切，喜欢看历史书，看过一些有关历史叙事结构的东西。后来毕业以后看过一些新历史主义的书，这里所涉及的历史叙事结构跟以前的叙事好像不大一样。当你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挺有意思。总体来说，好像知识分子的信号比较强的样子。当然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讨论这个命题的比较少，但是，这种东西又不是可以被遗忘的，可能总会有原因引发讨论，特别是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历史这种关系。像前一段时间巴金老先生仙逝，似乎又引起了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声音。
　　郭雅希：你把历史问题看成是知识分子问题，我非常同意。这的确是个很值得思考的课题。
　　朱其：可能对你来说，你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好像都是从书本上来的，或者是从理论书籍的话语中来的，你看到的知识分子总是很优秀的，而到了你身边的现实你会发现知识分子变得一堆一堆的越来越有问题。这可能跟五、六十年代的人不一样，那时候他们身边或许真的会有很多很不错的知识分子，可能到了70后一代就不太一样了，现实中真正的好知识分子消失了，你看到的是有很多人格问题的知识分子，光是有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外衣，是否真正有实质就不太清楚了。
　　管勇：对。
　　朱其：当时做“70后”艺术展我也想到，当然现在越来越明确，70后这批人身上历史意识消失了。历史意识、彼岸性、形而上学性，这三个东西应该是知识分子文化里面最基本的三个特征，到了70后就是一个先天缺失的东西。这个先天缺失的东西可能在过去十年大家没有意识到，但是最近几年我感觉大家确实开始意识到了。意识到这种缺失，然后开始关心。可是我从你的画面上所看到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和八十年代的很多文学作品、电影、美术作品里面所看到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是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你的画面上，知识分子形象是比较符号化的，那些知识分子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你主要体现在符号上，你把对他们不好的评价转换成了不好的形象符号。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无论从你的画面上也好、70后这一代人的意识中也好，知识分子好像变得越来越抽象，至少他们美好的这一面在变得越来越抽象，然后当你要通过画面去评价、判断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的时候，这种评价和判断也还是比较符号化的。
　　管勇：从当代艺术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是我总觉得它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角度，另外符号化会显得好像抽象了一点，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抽离出来。符号化好像是一个大的方向，毕竟我想象的不是一个写实的内容，我想象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好象应该是这个感觉。
　　朱其：可能是你把这种心理经验抽象化了，变成了背景，非常的阴暗，没有彼岸，也没有上帝，大家非常的空虚，身体也很空虚，尽管比较胖。
　　管勇：感情空虚，空虚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了空洞。
　　朱其：另外我总感觉失重，以前你也画过一些天上飞的知识分子。还有我总感觉他们手里拿的书啊、红旗啊，脖子上带的红领巾啊，基本上好像跟他们个人身份没有关系似的，好像只是道具。
　　管勇：对，好像是道具，比如书啊、红领巾啊，就好像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另外对这种红颜色的选择，包括这种红书本符号的选择，是因为我总觉得，现在知识分子的这种境遇和现状，跟红这种色的历史可能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而且我在画面中还想强调一种神秘的感觉，就好像是过去的这段历史认识起来比较困难，会有一些障碍，并不是很清晰，只不过大家有的愿意说出来，有的不愿意说出来而已。但是总的来说，是和这种红色的历史有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种宗教感，但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种信仰能支持社会整体，包括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体系中的儒、道、禅这三种东西，但是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承担了一些具有宗教性内容的东西。
　　朱其：我觉得你画面中的态度主要是反讽的，这个反讽就是对一个群体的反讽，其实上一代人，像方力均、王广义，他们也画过对一个群体的反讽，对年轻人啊，对社会啊，但是从宗教角度进行反讽，上一代人没有去画过。因为上一代人基本上不信仰宗教，像我们六十年代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会让你怀疑一切的，对宗教最多可能会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但很难去亲近它。但是我发现七、八十年代的人对宗教天生就有一种感觉，我还确实见到了有些人天生很迷狂、偏执地热爱基督教。
　　管勇：在我的总体感觉上，在咱们这个生活的时代，宗教好像还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从信仰的角度来讲，不是太多人有什么信仰，至少整体上我感觉信仰还是比较缺失的。
　　郭雅希：宗教感和宗教信仰是两个概念，不信仰宗教不一定就没有宗教感，相反信仰宗教的也不一定就有宗教感。这都要具体分析。我的感觉是，这个时代人们都失去了一种宗教感，这是最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宗教感的丧失就意味着人的精神失去了纵深的东西，也失去了能引导人升华超脱的东西。
　　朱其：你的画面基本上好像不是在描写我们现在拥有什么，而是在描写我们现在缺少什么。
　　管勇：对，我是想描写我们没有或缺少的东西。
　　郭雅希：感觉你的画还是挺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反对一切，有一种怀疑，有一种提出，还有一种渴望，还有一种暗示，比较复杂。是对当代历史问题回望的一种复杂的心态。
　　管勇：这种东西我觉得非常真实，说起来好像感觉有点玄，不过我自己感觉一点也不玄，是挺实际的一个内容。
　　朱其：不过我觉得如果把我跟你比较的话，假如说我是一个画家，我身边确实也有很多我看到的恶劣的知识分子，但是让我去画的话，我还是不愿意去画知识分子丑陋的一面。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状态，但是我感觉在你的画面上，你在画知识分子丑陋形象的时候，不管是寓言的也好、虚拟的也好、形式上的也好，你好象还是挺狠得下心来的。但是让我画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很难受，哪怕是我知道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衰败，我在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我不知道你在画这个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总感觉你敢画。
　　管勇：这个东西我总感觉是这样的，我比较愿意做一些不是太让人愿意接受的东西，就是人在接受起来好像有点不情愿的东西，就像知识分子的这种形象，我喜欢不太让人愿意接受，又有一点生的感觉的东西。在咱们这个中国的社会，别的领域不好讲，在当代艺术这个领域，好像好看的东西太多了，好看的题材也太多了，再做好看的东西好像必要性不大，力量上好像也不够，因为，很多东西确实非常好看了。我还是想做一些并不是太好看的，相对来说有一点刺激的感觉的东西。包括我选的颜色，我喜欢对比非常大的那种感觉，这样看起来可能让人容易有一些生理反应。有一次我在展览馆看我的画，打上了灯光，有大面积的红色，我看了一会儿感觉非常不舒服，因为太红了！感觉你适应不了，因为那个红面积非常大，打上光就更刺激。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这样做起来好像能脱离那种不疼不痒的状态。
　　郭雅希：我看你的画感觉不是知识分子，应该是貌似知识分子，实际是政客，有这种感觉。
　　朱其：中国还是有一些不错的知识分子。
　　管勇：但是我感觉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实是一直在衰落的，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谷底的感觉了。其实在战国年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好像并不是咱们中国的概念，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原来咱们叫文人。战国那个时候，还包括魏晋，文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到了后来的明清就越来越低了，到了现在就更低了。当然，我想描述的并非是这种地位的衰落，而是另一面，是那种内里的自我衰败。
　　朱其：文人是在后面，最早是士大夫。有一些谋略和政治知识，或者是掌握一些书写、写作的能力，靠去给人当门客或者是谋客为生。后来，才变成文人，我认为应该是从汉代以后才变成文人的。
　　管勇：对，士大夫。其实从战国到明清，一直到民国，知识分子还是一直都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价值的，独立性还是有的。至少每一时期都有一些大文人，民国时还有鲁迅那样的人。再往后可能就弱了，现在可能再不会有鲁迅那样的人了，他那样的判断和独立的价值，现在好像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另外，郭老师您说的有点像政客，我觉得传统的文人和政客好像有扯不清的关系。
　　郭雅希：这是一种你的独特视角的理解。其实文人是文人，政客是政客，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各自的价值关不同，所以他们的存在方式也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很难分开的，或者说是融为一体的，总是有千丝万缕的瓜葛，但是文人和政客不能混为一谈。
　　管勇：另外这个画面里也有一些刚才您说的政治性的因素。我觉得无论你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谈论艺术或者是谈论社会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不太好绕开，刻意绕开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
　　朱其：你说的知识分子独立性这个问题太庞大了。一个是它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说的西方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和皇宫这两个体系是平衡的，宗教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最早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牧师，是由牧师演化出来的，后来大学实际上是取代了教堂，大学也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当然后来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党自由，媒体自由，这个空间就更大了。但是我觉得政党和媒体的自由并没有真正给知识分子带来多少东西，因为政党是受政客控制的，媒体、企业是受大众社会控制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独立空间还是在大学和教堂。当然现在还有像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空间，首先是中国的士人这个系统在政治上一直是没有独立的，最多是在每次朝代更替的时候，也就是内部发生问题的时候，出现一些浪迹江湖的文人。但这些浪迹江湖的文人基本是在首都或者是一些大中城市之外，有些还住在山里，所以说是江湖。在欧洲城市里可能还有一些民间的空间，但在中国只能到江湖去。你说的鲁迅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这样的空间的，大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后来，一直到现在，我觉得知识分子一直都没有独立的空间。他很难在城市里边，所以你看中国的文人稍微有点独立人格的都是浪迹江湖、浪迹山野的，到县一级这样的城镇体系他都没法混进去，他要混进去只能是在县级以下，因为中国的政治统治到县为止。四九年以后连乡一级甚至是农村都不行了，所以说知识分子连浪迹天涯都不太可能了。
　　管勇：对，这个事情跟社会环境的关系会非常大。不过怎么说我总觉得知识分子不该是现在这种心态，应该是有一些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不然的话，好像会有问题，不只是文化方面，各个方面都容易出问题。虽然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能夸大，但还是应该强调一下的。
　　朱其：应该是哪一面？你也没有画出来。
　　管勇：应该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只是我总觉得这种独立性的丧失，会带来很多现实性的问题。
　　朱其：你的画基本上是画出了知识分子阴暗的一面和负面的一面，到底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你没有画出来。
　　管勇：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每个人只能去做，我想如果每个有所谓知识分子意识的人都能相对地强调一下独立价值，可能就会好一些。
　　朱其：那么你的画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呈现一个困惑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悲哀的、悲凉的感觉？
　　管勇：我觉得应该是悲哀的。我一直想在画面上做那种比较严肃的气氛，整体上比较严肃，但是里面也有一些滑稽的因素，当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感觉更加的悲哀。主要还应该是悲哀的感觉。
　　朱其：你好像没有走写实主义的路子，假设可以用比较写实的手法把身边的知识分子的嘴脸真实地、具体地画出来。
　　管勇：我很怀疑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总感觉那样会离精神和真实比较远，你说那个东西现实吗？我看未必。
　　郭雅希：你这种东西也容易陷入一种局限——类型化。知识分子应该也是很丰富的，“嘴脸”应该是很多的，你这一类型化了也容易陷入到一种简单化里面。
　　朱其：你只是把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画出来了，而把另一部分赶出了你的画面。
　　管勇：对，当然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优秀知识分子的群体在过去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了。另外，像刚才郭老师说的，我确实想把它类型化。因为人有很多种，很丰富，但是我总觉得强调所谓丰富性会削弱表达的力量，我想做得更有力量，而不是更丰富。
　　朱其：我想郭老师刚才有一点说的对，这个形象更像是政客。实际上如果要涉及到知识分子的话题，有一点要明确：真正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我也觉得你画面上的这种形象更像是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伪知识分子。尤其在高校里、文化界，这种知识分子特别多，他是党内干部啊、党委书记啊，他也不搞学术，但他也是博士导师，他也在煞有其事地搞课题。在高校这样的领域，有很多人是政工干部出身，因为中国的高校现在行政化了，所以也让他兼博导啊，也让他兼学科带头人啊。但是这个群体是后来才有的，是否真是知识分子还是很可疑的。当然八十年代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地去搞后勤行政，但是到九十年代开始堕落了，吃喝嫖赌啊，有些人就变成政客了。但由知识分子堕落的这群人，跟九十年代批量生产的政工干部不太一样，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管勇：有很大的区别。其实我想讨论的和那些政工干部出身的，或者说占了体制便宜的、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那种伪知识分子也没什么关系，这些人也不值得讨论。我想讨论的还是你后来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那种转化，他们曾经有过严肃的思考，曾经有过乌托邦的理想，我觉得这些人才是值得讨论的。
　　郭雅希：我想你表现的是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追求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虽然你能画的形象是丑的，但感觉你的本意还是善良的。
　　朱其：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画的都是千人一面，都是一种嘴脸，但我觉得从形式上你的东西确实有一点脸谱化，把知识分子脸谱化，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管勇：就像刚才谈得一样，这里面我不想强调那种丰富性，其实我想做得更简单，更加的脸谱化，我不想把这个事情做得丰富。一个是刚才说的那种表达的力量，假设我一张一个形态，我总感觉会削弱整体上表达的这种力量；另外一个也是考虑艺术体制上的原因，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会好一点，在艺术体制的这个链条上做起来空间会大一点。毛主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郭雅希：我知道，你是在用这种单纯化强化艺术语言的力量，同时在批判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的劣根性，是对一代不如一代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一种警示。也许你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东西，但作品中确实给人这样的震撼，这也是你作品中潜在的意义。
　　朱其：从语言风格上来讲这一点确实达到了目的。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很难受、很不舒服，这个语言的冲击力肯定是达到了
　　管勇：从形式语言上来讲，一旦我确定了一种语言框架，我想要的方式就是放开手去做，不会过份精心地去经营它。有时候太多地强调丰富性也容易有问题，弄着弄着就会特别精致了。我现在觉得自己也好像画得过份精致了，这可能是由于在学院里头呆得太久了。我现在想画得粗俗一点，或者说再画得粗暴一点，不想太精致了，这个东西有一些下意识的成分，我现在想努力地去回避它。我总觉得我自己画得太细了，不自觉地就给搞到细里边去了，这个也比较讨厌，我不打算画成这样的，我想要更简单一点、更直接一点。
　　郭雅希：太细了就容易陷入矫饰。
　　管勇：对。而且我觉得，一张画又能传达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艺术家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生，所说明的只有一个问题。任何一张孤立的作品都不会有多大的意义，只有纳入一个整体，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郭雅希：我觉得每一阶段你都应该有一个推进、深化的过程，这也需要你不断地听取别人的反馈，从中吸取对你有用的东西，这也是有必要的。
　　朱其：作品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数量的群体，是挺重要的，一定的重复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能无限重复，无限重复语气会被削弱。
　　管勇：我感觉推进有时候是这样的，以我的习惯和经验来讲，推进不存在假想里面。我假想一个方向，并且我去弄了，这就是推进吗？我想绝对不是。推进是包含在做的过程中的。你必须要去做，做着做着就会有了改变。最近我感觉我的画面和原来比，稍微有了一点不同，强调了光影。这也是很偶然的，有一次我根据照片画了一张光影对比很强的，那种感觉很好，于是我就做了一批这样的。这个不是假想能想到的，这样做了以后感觉有点意思，然后就强化它。我感觉推进始终蕴含在行动里面。
　　郭雅希：它是同步的。
　　管勇：对，应该是同步的，不是想象着要去改变就能改变、进步了，也许会更差，这不好说。我倒不太想怎么去变，我觉得如果你去认真地对待它的话，它总会有变化的。
　　郭雅希：我原来说的也不是变化，是需要深化，需要在内涵上深化，再有就是从表面上向容量上深化，还有在对问题的针对性上深化，越来越单纯，越来越纯粹也是一中深化。
　　朱其：他的这个方式就是在画一个伤疤，并不管这个伤疤该如何治疗。我觉得你的画一开始就这么定位，这个系列本身其实已经很完整了。但是我想，你不断地画下去，再过几年这个伤疤就已经被看得很清楚了，简直是用显微镜在看了，那也不能总看伤疤啊。
　　管勇：是啊，到时候再说吧。我感觉这个问题从社会整体上来看还是回避的，大家不是太愿意面对，大家比较愿意面对一个美好的东西。艺术市场火爆，大家都在谈，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却不太愿意接受。在我的理解里面，如果你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那肯定也不能正确地面对明天，你必须要有这个勇气，不愿意接受也得去接受。
　　朱其：知识分子在过去、当代和未来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其实大家一直还不知道，都只是在塑造，谁都没有自觉地去定义它一定是什么样的，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在本能地坚持某种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你的画面还是有意识地让人感受到了每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的不同，像我们还接受过知识分子在纯真年代的一种形象，五十年代的纯真，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想主义和义无反顾，我们还有这样的经历。确实，从你的画面里感觉到，70后的这一代人对知识分子的纯真年代、义无反顾、道义感这样的记忆都没有了，好像凭直观想起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些丑陋的东西，纯真年代里的义无反顾的东西都只能留在书本、小说、电影里面了，你的身边几乎一个都没有，即使是那些曾经纯真的、义无反顾的，现在也变得不纯真了，不可能再义无反顾了。
　　管勇：对，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在想我受到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八十年代的时候读小学、初中，模糊记得八九的事。到了九十年代，上了高中、大学的时候，中国市场化，一直到现在。知识系统里面所讲的东西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差得太远了，你接受不了。确实这个阶段是急剧转型的时期，极不稳定。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影响，感觉会让人怀疑的成分比较多，基本上是怀疑的，不再相信，现实中的东西和书本上的太不一样了。原来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根本不想书上讲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只知道去背，只知道去想要考上大学，然后有一个好前途。但是后来一读书，认真地去看、去面对书本的时候，就发现问题特别多。要么就不去正眼看它，要正眼看它问题就特别多。而且我感觉现在这个时代缺乏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大家塑造的都是一个平面，这种具有纵深感、历史感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
　　朱其： 你的画面上还是有很明显的70后一代的特征。看不到对过去的那种知识分子的记忆，对过去知识分子的了解不是一个记忆，而是通过文献去了解的；也看不到对未来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想象；只有现在，现在你能看到的。
　　管勇： 对，就是一个平面，没有历史的纵深感。
　　朱其：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些萎缩的、物质化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对我们六十年代的人来讲，可能会以一种建设化的态度去想象它，70后的所有的艺术好像都不太会以一种建设性的想象去做，他有勇气面对现实的黑暗，但好像没有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
　　管勇：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么你就不去正眼看它，要看就都是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怎么还能要求这些人再去做一个建设性的工作？这好像不太现实。
　　朱其：这样的还是有的，像有些知识分子也参加过“六四”，他们现在在学校搞教育。这个理想虽然不大，但也算一个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有多大，他们是真正地去做了。当然像这种人也不会多，但还是有的。
　　管勇：对，还是有一些的，不会一点也没有，像郭老师这样的就是。
　　郭雅希：有些人比较活一些，有些人比较死板。
　　管勇：对，策略性还是要讲一些的，但根本的东西不能变了。
　　朱其：但这并不是要求你怎么画，因为艺术就像你说的毕竟不是现实主义的，要把所有类型的人全装进去，艺术并不要求全面客观。六、七十年代确实有这种要求，一幅画如果不是全面客观的，大家就说你具有资产阶级意识。
　　郭雅希：艺术还是应该有一些虚的东西，通过虚的东西来表现实的东西。我觉得整个艺术史的发展有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越来越走向人本身，二是越来越走向现实社会本身。虽然它形式是虚的，形象也是虚的——脸谱化的，但是它揭示的问题是真实的，是一针见血的。艺术应该有这样的要求，否则你的画面是虚的，内容也是虚的，就没有立得住的东西了。因为现实中虚的东西太多了，你必须揭示一种实的东西来跟现实形成一种反差。
　　朱其：其实我觉得管勇的东西，第一不是现实主义的，第二不是意识形态里的。他只是揭露一种真实，这个年代里这一群人的人性的真实性。他只是揭露一种真实，倒不是现实。
　　郭雅希：你现在的作品跟以前的比还是有很大推进的，以前你的作品带有更多的调侃性，更 多地利用文革的资源，运用调侃的方式，调侃那个时期的愚昧、被愚弄与迷失的自我。虽然现在也是以前的风格、思路的延续，但现在你考虑问题更具有了一定的深度，进入知识分子的角度的考虑，对知识分子的怀疑，还有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独立性的思考。不过我觉得也你应该思考，你这种符号是否能代表你对知识分子思考的准确度，会不会让人产生歧义，或者跟你这些画无关的一些思考。
　　朱其：当然我们的要求可能过高，不过确实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是更愿意看到一些想象性、浪漫性的艺术。你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没有彼岸性，你的画仅仅是一个人性真实的揭示，并没有进入一个精神分析的层次，观看他们也没有一个彼岸意识。70后一代的主要特征，在于没有对过去和未来的记忆和想象，此岸就是彼岸，彼岸就是此岸。所以你这个画从五、六十年代人的视角来看，没有看到彼岸，当然在世界观上、思维模式上是不一样的。管勇可能更真实一点，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可能老想找一个制高点，老想站到对岸去看自己，确实有两代人的不一样。五、六十年代的人还是有一些精英主义的理想，而管勇是跟现实并肩站着。
　　管勇：我想描述的就是精英分子的衰败，不想也不可能假设自己是一个精英分子。自己连过去都不知道，未来怎样也不知道，你怎么有胆量说自己是精英？
　　朱其：我们还假设管勇是站在一个精英的角度去看问题，他可能并不愿意，我们之间其实有一个代沟。
　　郭雅希：我觉得管勇跟70后的其他画家相比，画的还是比较严肃的。他有一种历史感，属于新历史主义。
　　管勇：我是想强调一种纵深感，因为那种平面的东西看得太多了。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历史观上基本都是平面的，缺少纵深感，从美学角度上来看也是平面的。这种东西太多了，我不想这么弄。
　　朱其：管勇跟70后的其他人相比，至少预设了一个历史的背景，设置了一个虚拟中的他想象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过去。虽然他没有彼岸性，但是他设置了一个历史的参照。这个历史对他来说不是一个记忆，现在的80后一代以后基本上也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忆了。其实以前那一代人，他们从“六四”以后也变了，他们即使生活在你身边，你也看不到他八九年以前的样子。对管勇来说，他觉得八九年以前的历史缺失，自己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参照。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参照，他才能把现在这样一群人的嘴脸画出来。其他70后的人基本上没有设置这样的参照，连虚构一个历史的参照都没有。所以我上一次在写“70后”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写了管勇和陈波两个人，陈波是画了一些知识青年的老照片。不过陈波没有描绘当下的老知识青年的嘴脸，他更多的还是描绘一种怀旧的疏离感，并没有揭示现在的人性，陈波是在想象着过去真实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郭雅希：管勇的价值就在于把还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的人的幻想给打破了，至于怎么去建立要靠自己。你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有意义的。
　　管勇：我还只能做到这样子。我一点也没有精英主义的那种倾向，而且还稍微有一点点的逆反。
　　朱其：管勇是在反省知识分子历史记忆缺失的一面，很多人还没开始反省。
　　郭雅希：他这个形式本身也挺说明问题的，如果把他们视为知识分子的话，他的意识就被解放后的这一段给挡住了，再也不能深入了。这种红的和黄的就代表建国后的色彩，历史也就保持在建国后的这一段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在系统里面还带有某种宗教感的东西，有受到局限的感觉，看问题也突不破特定思路的限制。
　　朱其：其实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比较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和纯真年代的文化符号在不同年代画家作品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红领巾、红宝书、天安门，包括毛泽东等。这些符号在王广义那一代人的画面里和在尹朝阳、管勇的画面里，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说在思想、概念上，就是在画面的形象感觉上，像红领巾、红宝书、中山装，也变得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空洞、越来越不着边际，是被抽空的、很不现实的一个东西。尹朝阳的毛泽东跟李山他们画的毛泽东还是不一样。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纯真年代的文化形象符号在不同年龄的人那里的经验感觉变得不一样了，虽然大家还在用那个形象。
　　郭雅希：还有一点，他表现的是中国的文化问题，但这里面有很多西方的符号，比如说他的这种头型，很像圣方济格的头型。
　　管勇：对，好多老外说像牧师。其实我找这个头型是因为觉得它比较知识分子化，用脑比较多，所以就秃顶了。我是这样想的。
　　朱其：说到宗教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用佛教，而是用了基督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物造型、一束光、一面红旗，弄得像教堂挂圣母像的一种感觉，人物像胖头牧师。当然你可能是无意识的，只是觉得用这个光、这种人物造型比较合适，那你以后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没有用佛教的感觉？
　　管勇：我想过，其实有几张也用了佛教的图式，数量比较少，用的是魏晋石刻的那种造型方式，涅磐什么的。从图式上来讲，我一方面是要强调这种宗教感，因为我感觉在咱们这个国家宗教是一种缺失的状态；另一方面其实我画里面好多是西方经典的图式，只不过用得不完整，没有照搬过来，有时候用一个局部，有时候用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些西方的图式强度更大、更硬一些。从油画材料上来讲，我感觉这样表现起来更顺手一点。我的理解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表现强度上的要求。
　　郭雅希：以前你还画过一些变体画是吧？
　　管勇：对，但不是严谨地去模仿一个东西，模仿的成分比较少，我主要是想借鉴一个气氛。卡拉瓦乔的东西我比较喜欢，想强调那种气氛。
　　朱其：那你认为佛教里面不具备这种形象元素吗？
　　管勇：也不能说不具备，只是我觉得从图式上来讲，它表现起来好像不如西方的宗教绘画来的强烈。佛教的东西意象的成份比较多，比较内敛，很安静。我也是非常喜欢那种感觉的，但这两年我主要还是想突出作品的强度，所以用西方的图式比较多一些。当然，用我们的传统宗教艺术里的东西可能会呈现出另一种感觉、另一种力量，我以后会尝试的。
　　郭雅希：我觉得还是尽量别触及宗教的东西，你可以借鉴，作为一种你承载感觉的方式。

　　管勇：对于宗教，我没有什么看法，主要的只是想有一个宗教的元素。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传统的知识分子其实承担了一个宗教的身份，就像西方的牧师。
　　朱其：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从牧师里变出来的。
　　管勇：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精神里面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