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找回民族文化自尊需从传统文人画寻根——刘斯奋

　　为学、从政、著书、作画是已过耳顺之年的刘斯奋的人生历程，他曾戏称自己为“快乐的蝙蝠”，意为身份常在“是与不是”之间。其实，这是一只全才的“蝙蝠”：早在三十多岁时，名不见经传的他就以冯衣北的笔名撰写《陈寅恪晚年心境及其他》，与著名学者余英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间更倾十六年之力，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并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震惊文坛；从政期间，他不仅策划推出了《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当时风靡全国的电视剧，而且还前瞻性地提出了“朝阳文化”概念，准确地预测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花甲之年，他厚积薄发，让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以独特的风格鹄立于当代中国画坛。而记者此次与刘斯奋对话的内容，就是他那个性张扬、极富东方文化审美情怀、折射出中国画现代化曙光的文人画。（编者按）

　　参展作品多雷同 都是崇洋惹的祸

　　记者：宽松的艺术氛围给当代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于是近年来各地展览层出不穷。您曾多次担任评委，请简单点评一下参展作品的情况。

　　刘斯奋：近年来，每年各地都举办好多大大小小的展览，送选作品多，画家的积极性高，总体水平也在上升。这是中国美术事业繁荣的体现，是好事。但是，展览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就是作品的面貌、风格、技法等大同小异——有位老外告诉我：看完某一综合性展览后，他还以为是个人画展。还有，我每次做评委，都少见震撼人心灵的力作。

　　记者：要解决参展作品面目单一的问题，如要追根溯源的话，是不是需重新审视我们现行的教学、创作模式呢？

　　刘斯奋：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20世纪初，徐悲鸿等用西洋素描方法改造中国画的绘画模式，的确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生机及活力，增强了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并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和美术佳作，其作用和意义不容抹杀。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两大弊端：首先，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艺术界，现在都已进入了个性狂欢时期，但这种主流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天赋和个性的发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一个师傅，一种套路，一样面貌”；另外，这种写实的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尾随西洋画的手法，追求解剖准确和立体光影的效果，使审美的取向侧重于实形的描摹，与推崇“神”和“意”的中国画本体精神相去甚远。同时，用毛笔和宣纸创作出来的“写实”作品，看起来就像“不到位”的西洋画素描或速写，难以让西方人信服。

　　可以说，由于舍弃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片面移植西洋美术的一套，结果只能关起门来自我欣赏，得不到世界的承认，很尴尬。这也是我们现在缺少大师的重要原因。

　　记者：尾随西方，我们永远是学生，而且还是不合格的学生，让老外看不起。因此，民族文艺的自觉在国力复兴的背景下亟须提上议程。那么就美术领域而言，您认为复兴的切入点应在何处？

　　刘斯奋：切入点应是回归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审美理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通俗讲就是含蓄内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以简驭繁、和谐共处。它与西方张扬、激烈、迸发式的审美传统不同，这一点是我们文化艺术的内核和根基，其实也适用于当今中国的各个画种。只有守住这一点，才能在最高层次上与西方艺术分庭抗礼。而文人画由于比较充分深入地体现了东方审美理想，因此其经验值得重新审视，在创新中加以发扬。

　　走出弱文化阴影 文人画至关重要

　　记者：个性解放和文化审美情怀是传统文人画的核心，而就个性解放而言，唐代就已体现在书画艺术上了，如王维的文人画，比西方倡导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早近千年。可近现代，在西方美术思潮进入中国后，我们为何不张扬自己的个性反而盲目崇洋呢？

　　刘斯奋：中国2000多年来都是高位文化，强有力地影响着周边地区乃至世界。但从清朝初年起，与新兴的西方的工业文明比，我们开始落后了。到鸦片战争以后，更彻底陷于被动挨打的绝境，因此国人不断寻找原因，从军事、经济、政治，一直寻找到文化。于是出现了对文化传统的严厉批判，乃至全盘否定。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心态一直笼罩着国人，造成深刻的文化自卑感，唯西方马首是瞻，这当然也影响着艺术领域。现在，虽然国家富强了，意识到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了，可是由于惯性原因，弱文化心态依然存在，加上近百年来传统文化断层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这样，面对开放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我们缺乏对自身文化根基的明确认识，确实难以有抗拒的定力。

　　记者：在85思潮被视为盲目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后，中国画坛出现了新文人画，并发出了回归传统的呐喊，这也是民族文艺自觉的体现。可迄今为止，这种新文人画历经数年仍未形成气候，症结何在？

　　刘斯奋：新文人画倡导者的觉悟与追求符合大势所趋，但很多问题都没解决，如文化自信心回归的定位问题：自信心的着眼点应放在哪里？还有，有些人对传统文化吃得不够透，缺乏东方文化审美理想和情怀、缺少以简驭繁和书法线条的表现能力等等，于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就显得手足无措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要假以时日，慢慢来。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情怀这个东西似乎很难把握，您认为画家如何才能用传统文化的审美情怀驾驭自己的画面？

　　刘斯奋：当然要学习、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要对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得很透，把握得很准。除了经典古籍、诗词歌赋之外，当今的中国社会其实处处有“传统”，例如古代建筑、出土文物、民间风俗、旅游景点等等，甚至人与人之间日常的相处交往，都蕴含着传统文化。我们的画家只要主动自觉地去发现、去感受，这都是极便捷的学习途径。

　　传统根基不扎实 甭想画好中国画

　　记者：经历多年的文化积累后，您把主要精力放在绘画上，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地道的文人画。那么，您是如何通过笔墨解放个性、抒发传统文化审美情怀的？

　　刘斯奋：我不是单纯的画家。早年虽酷爱画画，一门心思当画家，但命运却让我走了“弯路”：为学、从政、著书……也恰恰是在走这条“弯路”的几十年间，我写诗填词、创作历史小说、锤炼书法、管理行政，积累了扎实的画外工夫，对传统文化审美，就是刚才说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含蓄内敛等”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当年写小说时是表达这种情怀，现在画画更是如此。这种情怀是由心而生，不是刻意为之。另外，书法帮了我大忙：我画画胸无成竹，从没事先想好该怎么画，而是像写字，笔笔相通，“笔到字成”。

　　记者：就题材而言，您人物画取材的重点是城市生活中不起眼的人物，展示他们朴实的生活，这似乎和您的身份及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直抒胸中之郁气”不太相符？

　　刘斯奋：我的画当然也是直抒胸臆。尽管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毕竟主流是好的——这是我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作品中得以体现。另外，古代中国画有这样一个传统：从不表现战争、死亡、灾难等不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这些不符合东方的审美理想。我的作品和古人不谋而合：画面中的现代人物，无论老叟还是少女，其生活状态都是朴实、从容、鲜活、平和的，从没有萎靡、颓废的情况出现。

　　记者：“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守一隅”是您对岭南文化的高度概括，这点也在您的人物画中得以体现：您不法旧法，独成一家。然而，这种创新在当今某些国画家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觉得是缺失了根基。对此，您如何理解？

　　刘斯奋：我的画其实立足于两大根基：一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二是魅力无穷的书法线条。这两点是中国画最本质最重要的根基，也是中国画的“道”。想画好中国画，离了这个“道”很难走得高走得远。现在不少画家不明白或者说自身缺少这种根基，只把一些表面的、现成的、甚至过时的技法或形式看成根基，奉为圭臬，我觉得是舍本逐末，也束缚了手脚，窒息了创造力。

　　记者：今天重提文人画，您认为其意义和价值何在？

　　刘斯奋：文人画是以前的说法，今天重提只是个符号而已。现在美术格局不同了，画种很多，如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文人画这个概念难以囊括这些东西。话又说回来，古代文人画高屋建瓴、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上充分且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理想。只要抓住这一点，不管什么画种，我认为都可称之为文人画。也只有抓住这点，我们才能摆脱弱文化的阴影，找回民族文化自尊，才能与西洋绘画分庭抗礼。

　　大家简介

　　刘斯奋，祖籍广东省中山市，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篇小说《白门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文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另出版《黄节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专著。美术作品《都市窗口》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山水画作品《万岳朝宗》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