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定是世界的—《大吉祥》与澳门,文化与历史的共振

        作者:核实中..2014-11-27 17:55:42 来源:中国国画家网

          (1/3)杨珺作品 大吉祥 94 X 15cm X 6 纸本设色 2013年

          (2/3)杨珺作品 敦煌印象 62 X 92cm 纸本设色 2014年

          (3/3)杨珺作品 大吉祥 70 X 140cm X 4 纸本设色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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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一定是世界的

        ——《大吉祥》与澳门,文化与历史的共振

         ----赵子龙


           2014年11月27日,艺术家杨珺的六幅彩墨花卉作品《大吉祥》绽放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中心。与《大吉祥》所经历的每一次展览不同,此次奔赴澳门展出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艺术事件,而更象是在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转型时期,以艺术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复杂的文化问题做出的思考和回应:未来政治本质上将是文化的政治,未来真正强大的民族将必然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一切强大有生命力的文化与制度,必然都是独立而富于人性的。


         有一种相遇叫做久别重逢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澳门”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座城市本身的含义。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澳门一直属于中国古典文化体系,秦代时属南海郡和百越地,古称“濠镜澳”。史载南宋时期华人大量移居澳门并在岛上建立“永福古社”沙梨头土地庙,充分说明了它的文化属性。然而随着世界全面进入现代化,中国的古典文明遭遇了天翻地覆的冲击,以至于当初在农耕文明中处于边缘地位的澳门,在海洋文明时代成为耀眼的明珠——让人喟叹的是,赋予澳门这种光芒的并非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而是西方现代文明。作为代价,澳门换了名字Macau,澳门以殖民地身份获得的繁荣也成为中国人心中难以言喻的心梗——某种意义上,文化的式微所带来的失落远大于政治。所幸的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见证了历史的慷慨和公正,澳门回到中国。“回归”这个词仿佛是一个隐喻,也是一个宣言,向世界宣告了文化共同体的坚固,宣告了文化共识所建立的情感远高于一切政治造成的隔阂。今天,经历过现代化洗礼的澳门成为所有城市中最值得品位的地方:它有着中华文明的根基,也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并且以其特殊的制度原因,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融入世界的窗口,成为自由、开放的象征。澳门的历史和现状对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启示,是证明了古老的中国古典文明绝对具有开放、自由的自信和与世界文明对话的能力,那些关于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争论,本身带有极大的历史局限性。


        骨子里的相同让我们一见如故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杨珺让《大吉祥》奔赴澳门展出,具有强烈的文化针对性。某种意义上的,杨珺的水墨艺术有着与澳门极其相似的文化处境。一直以来,中国水墨绘画处于新旧文化的争论中,一面是极端推崇中国古典文化的人,过度的非理性狂热导致的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拒斥,动辄试图回到古代经典中寻找中国的未来;另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当代艺术观念的人试图以“新水墨”“实验水墨”与古典水墨划清界限,让水墨进入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在杨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带有一种历史狭隘性,彼此对峙的意识实际上仍旧是闭关锁国思维与革命思维所致,这样的思考方式缺少理性精神与独立人格,必然无缘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明。《大吉祥》系列的着眼点,既非要空洞呼号一种不再可能的文化逆反,也绝不以现代的名义断言古典文化的终结;总之绝不匆忙将自己置于二选一的文化立场中,恰相反,是要以所有的文明来滋养一个独立的内心品格,无论是古典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文明不应该置于人性之上。因此,《大吉祥》既非戒律森严的中国古典绘画,又并非一种媚外情结支撑的“当代”,而是一种当代与古代之外的话题:人性,这才是超越东西文化争论的现代性所在。诚如我们所见,《大吉祥》以一种似曾相识的笔墨语言营造出了潇洒奇异、清新自然的气质,这种气质里既有古典文化记忆中熟悉的朴实自在,又有现代文明中倡导的独立自由,既可以理解为携新复归,又可以看做旧貌新颜。《大吉祥》中蕴含的深刻在于,脱离了永远没有答案的新旧之争,而将理论上的矛盾变成一种合理而特殊的存在状态——正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以一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健全地生活在古典与开放交织的当代中国。


        东方绘画,世界语言


        《大吉祥》与澳门相遇,是一场文化与历史的共振;二者自身所具有的深刻、复杂的观念将瞬间互相印证,交相辉映,彼此的意义更加自明。通过二者的并置,我们发现人类历史向现代性的转变,从文化上来看正是从道德的戒律中回到人的真实性情;而从制度上来看,正是仰仗现代科技,现代经济来营造开放、多元、自由的生活——中国古代思想中阐释的自然逍遥,与现代观念中的尊重个体自由、崇尚多元开放等价值观不谋而合,其实它们本来就是普世价值在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的描述。《大吉祥》中的独立气质,让人看到了一条可能让中国传统绘画走出困境的道路,那就是让笔墨复归人性,而澳门的历史经验则让人意识到,局限于制度的争论是狭隘的,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当古典文脉与殖民带来的现代文明共同建构了一个富裕自由的东方都市时,历史已经给出了需要我们理性体会的答案。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吉祥》在澳门的绽放,或许比仅仅象征政治归属的紫荆花更值得我们的琢磨和回味,这场颇具意味的相遇,将启发我们从更新的角度去审视、理解中国当下的文化与制度问题,也让我们更加理性的态度思考文化复兴所为何物,所为何事:既不在外来文化兴盛时对中国文脉失望、否定;也不在经济危机之后妄自尊大,重燃“四夷”的观念。文明存在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用来争论,而是用来建构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生活。



        附:艺术家杨珺简介

        杨珺博士,我国著名的水墨画家,学院艺术的代表性人物;新彩墨花卉画风开创者;中央美术学院国画教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主持文化部国家文化艺术类重点课题《构成对20世纪水墨画语言的现代性推进》。主要作品:《大吉祥》系列,《现代水墨人物肖像》系列,《百年印象》组画,《都市门神》系列,《忘忧》系列,《敦煌》系列,《珺瓷》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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