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79岁的傅申成为杭州艺术界微信朋友圈里出镜率最高的人物——受浙江大学艺术学系邀请，今天起至4月18日，傅申将在浙大连续举办六场《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公开讲座，开讲的内容包括怀素的《自叙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黄庭坚的《砥柱铭》等集合他一生学术成果的重要研究。
首讲数百个席位，已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研究者、爱好者一抢而空。
傅申是台湾文化界分量至重的一张名片，也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史学者、鉴定家、书画家之一。
当今天的人们感慨于世间难有徐邦达、谢稚柳这般的书画鉴定大师时，我们也就格外珍惜这一次傅申的开讲。开讲之前，在浙大，傅申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最早接受系统艺术教育是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那段求学生涯是否记忆深刻?
傅申：我是1955年进入台师大美术系，黄君璧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当时请到了画家溥心畲，登门拜访了画家林玉山，还请了画家金北楼的传人金勤勃、溥心畬的学生吴咏湘(著名作家、学者吴讷孙的兄弟)。溥心畲对钱完全没有概念，每次来上课，学校都专门派黄包车接送他。夏天，他穿一身白色褂子，天很热，他就把裤腿卷上来，露出毛毛腿，高兴时还会唱一段戏。
那是美术系最好的时代，能够在当时学习很幸运，书法、篆刻方面都是一流的老师。1959年师大毕业展，我同时获得绘画、书法、篆刻三项第一名，于是就走上了这条路。
记者：您说过一生遇到了许多贵人，去台北故宫是托了哪位贵人的福?叶公超(著名外交家，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推荐?
傅申：叶公超英文很好，他每次讲课，容纳400人的教室坐满站满。
我毕业后在台北教中学，当时台北故宫还没有建好，藏品都在台中的一个山洞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叶公超说：“傅申，你来台中。”但是台北是文化艺术中心，我想留在台北，他很不高兴。1965年，我念了文化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造好了，叶公超就说：“你去。”
进台北故宫工作，必须有两位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时推荐，除了叶公超，另外一位是陈雪屏，就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岳丈，他同时推荐了我和江兆申(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当时台北故宫的书画部就两个办公室，我跟江兆申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被称为“故宫二申”。
我在台北故宫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展览，但当时对藏品了解不够，所以每天的功课就是从库房里推出一车藏品，每天看，看了三年还没看完。
记者：您这次来杭州举办讲座，涉及到几件重要作品，一直以来争议比较大。您能谈谈这几件作品吗?
傅申：其实台北故宫的收藏也有很多假画。比如，皇帝生日时，大臣花很多钱买藏品送上去，但他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真伪杂陈。
为什么我搞鉴定?因为我自己也是画画的，对笔墨很敏感。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所以就开始走上鉴定的路子。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有两卷，我们称为《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书法很不一样。乾隆皇帝认为《子明卷》为真，但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无用师卷》才是真的。关于鉴定的结论各执己见，这些经历让我学到很多。
记者：现在对于张大千的评价比较多元，比如有些画家认为张大千的笔墨并不是一流的，您怎么评价?
傅申：张大千是最一流的画家，是天分高又勤奋的画家。张大千造的假画，都是他研究仿古的副产品。1991年，我在美国赛克勒美术馆策划了“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张大千造假画，其实是在和古人竞争，看看今人能不能达到古人的程度。
张大千到哪里去，都带笔墨纸砚，在旅馆住下，第一件事是把画室布置好，如果有朋友来，就一边谈天一边画。
张大千的企图心特别大，喜欢结识五湖四海的人，为了出名，闯上海、北京。张大千到北方以后认识画家于非闇(音àn)，两个人经常喝酒，逛花鸟市场，他看于非闇画的工笔花鸟，劝他应该搭配瘦金体。于非闇当时是名记，他在报纸上写文章，以“南张北溥”来形容溥心畲和张大千，有了这个称号，张大千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记者：您走访了很多地方，能谈谈各地艺术史研究的区别吗?
傅申：区别很难讲，但是中国人注重笔墨，线条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特征，就好像你熟悉一个人，接起电话不用问，听声音就知道，所以会有徐邦达“徐半尺”的雅号，因为他看一眼，就知道真不真。
1977年，我在耶鲁大学策划了“中国书学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国外，书法是最难研究的。绘画方面，西方有些研究方法，不一定全部适用我们的艺术史。我觉得现在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比如日本，研究环境一直比较稳定，学术几乎没有停顿，我们可以借鉴和改良他们的成果。
记者：去年您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个个展，能谈谈您心中的名家么?
傅申：古人说“名下无虚士”，千百年来淘汰不掉的名家，必然有道理。年轻时，我不懂《兰亭序》哪里好，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学养增加，慢慢领会。我觉得书法上“南沈北于”都是了不起的，沈尹默和于右任。沈尹默因为写得太传统，很多人似乎更喜欢白蕉、潘伯鹰，但没有沈尹默就没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