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癸卯兔年，作为十二生肖之一的兔子，具有轻盈敏捷、机警灵动、温良柔弱的特质，一直以来深受国人喜爱。华夏大地出土的兔子形象的文物不计其数，而兔形青铜礼器则不多见。以兔为形象的青铜礼器首见于山西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其造型栩栩如生、新风独树，蕴含着青铜文明的厚重，散发着中华文化的气息。
晋国从公元前1040年前后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子燮父改唐称晋开始，至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止，立国660余年，雄霸中原一个半世纪。历经3000多年沧桑岁月，曾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晋国掩于尘埃，考古人孜孜以求、栉风沐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令晋国得以重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晋侯墓地经过6次大规模的挖掘，最终发现了九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出土了大量价值不凡的青铜器，包括鸟尊、猪尊、兔尊等。其中，青铜鸟尊格外引人注目，现已成为山西的符号，猪尊也是同时期罕见的以猪为形象的文物，兔尊更是首见于此。
晋侯墓地出土的兔尊共7件，在第七代晋侯晋献侯8号墓出土了3件，疑一件被盗；第八代晋侯晋穆侯64号墓出土了4件。这7件兔尊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喇叭状的大敞口兔尊，兔子身体呈匍匐姿势，4条腿蜷缩在一起，生动展现出兔子承重的形态；第二种是方盖兔尊，兔背上有一个圆角的长方形口，上面覆盖着一个扁平的环钮，整个器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兔作爬伏状，双耳后贴，双目前视，前肢点地，后腿弯曲，犹如跳跃前之一瞬间，形态十分逼真。
这种动物形象的青铜尊一般被称为鸟兽尊。有学者认为，鸟兽尊为一种盛酒祭器，主要用于祼礼，即将鬯酒盛放于祭器中，灌于地上，以祭祀天地祖先。晋献侯墓的这几件兔尊，出土时磨损程度皆轻，器盖周缘棱角分明，可见使用频率较低，只用于重大祭典。至于中空的腹部，应是用于盛放祭祀用酒，出土时兔尊盖内还粘有树叶状物，专家推断或与祭祀“缩酒”有关（由于古代的酒比较浑浊，祭祀时会用菁茅滤酒去渣，称之为“缩酒”）。青铜鸟兽尊始现于商代，西周时期逐渐繁荣，数量极大，种类繁多，且不断有新的品种出现。鸟兽尊的出现，除了可以体现青铜器制作形式的创新，还应与当时的礼乐制度有密切关系，有专家认为其与《周礼》记载的尊、彝祭祀制度有关，也有专家认为其与“太牢”“少牢”等祭礼存在某种关系。据考古发现，鸟兽尊拥有者的身份并非一般的贵族，基本为诸侯、卿大夫等，都是高级贵族。因此，可以推断晋侯墓地出土的兔尊是祭祀礼器，且规格较高。而晋献侯、晋穆侯父子墓葬均出土了兔尊，有人认为是雌雄双兔带小兔崽，寓意多子多福，至于是否还有着其他特殊的寓意，目前尚不得而知。
此外，鸟兽尊的形制精巧复杂，对铸造技术的要求较高。出土的7件兔尊造型与兔子完全相似，细致入微的动态表达、凹凸分明的肌理展现，体现了制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表达力；用以盛酒的中空的腹部，与兔身浑然一体的器盖或大敞口设计，则实现了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和谐统一。通过兔尊造型，可以窥见当时匠人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铸造经验。
这7件兔尊纹饰简约，只在兔腹两侧饰有同心圆纹饰三周，由里向外依次为圆涡纹、四目相间的斜角云雷纹和勾连云雷纹。这些纹饰简洁规整、构图生动、丰富多变，采用了雕塑的技术手法，立体感甚强，可以看出西周后期匠人的抽象思维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晋侯兔尊造型写实，纹饰简洁而富有趣味性，与殷商时期抽象、狰狞的动物形象，威严规整的线条大不相同，可见西周中期以后，笼罩于青铜器上的神秘抽象色彩开始淡化，崇尚鬼神的思想明显衰落，青铜礼器开始向简单、实用的方向发展。这在当时新风独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彰显了鲜明的晋国地域特色。
相关专家经过仔细观察，还在晋侯兔尊上发现了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晋献侯8号墓出土的兔尊上，兔子的鼻侧唇上有一种特殊的符号，即在“○”内勾双线“十”字形。经专家仔细观察，认为这不是简化抽象的兔嘴，而是有意识铸饰的一种文化符号。根据考古发现，这类“⊕”符号是殷商时期活动于黄河上中游陕、晋地区的鬼方等北方民族崇拜的图像符号，较早多见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晋国身处南北要冲、戎狄之间，其青铜器上出现与北方青铜器相同的图案符号，显然是晋文化与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作者系晋国博物馆文博馆员，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